芳心似火--兼論齊國的恣與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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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能力；而中醫則更多地向後看，要不斷挖掘經典，將經典發揚光大。平心而論，屬於中醫本質方面的發展，如認識和診治手段，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多少進步，反過來直到現在還仍然在不斷地發掘經典中的深義，以此來深化中醫。這種一個往前看、一個往後看的差異，恰恰也是一部分人背棄中醫的理由。

實際上西醫的觀念確立的時間並不長，它的體系的形成歷史很短，即便往後看，也沒有多少實踐經驗和理論深度，也只好往前看。更重要的是，西醫離開現代科學的發展和發現，幾乎就不能成立，它的本質屬性就是往前看的。而中醫是根植大地的心學，幾千年來人與大自然建立了最直接最樸素的依賴關係，而這種關係的性質隨著時間的發展而發生了變化，就是說人與山川大地上的一切，那種樸素親密的關係不是變得越來越強，而是變得越來越疏淡了。於是人關於自然大地的悟想能力，最強大的那個時期已經過去了。人類經歷的千萬年的歷史，它所包含的全部悟想和經驗成果，也就成為永遠挖掘不盡的寶藏。

所以處於一個現代科技的世界上，機械邏輯的探求正步步走向深入，而由此帶來的表面化和簡單化，還有片面化，必然要傷害到中醫的思維。真正的中醫越來越難尋覓，這很可能也是人類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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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醫家與文人從來都是合二為一的

（見原書第五章之《百草與文章》）

熟悉中國文學史的人會發現，一些大文人同時往往也是好醫生，或者是對醫學有著相當程度的理解；有的雖非專業行醫人士，卻道出了醫家未能道出的玄機。曹雪芹是一例，蘇東坡也是一例。類似的例子太多了。蘇東坡有過一句常被醫家引用的名言，叫“大實若虛”。反過來觀察那些有名的大醫家，差不多也個個都有堅實的文章功底，他們的醫學著述，特別是留下的醫案，其描述真是生動透徹到令人拍案的地步。文人有時忍不住要給人講一點藥方，或醫家忍不住要鋪展一番詞藻，都是因為二者內裡相通的緣故。

識得百草即成醫家，百草生情即變文人。形象思維的生動，辯證思想的精密，都是好文章才有的屬性。有些文學家在一般的居家生活中不但給自己治病，還給一家老少開方，結果也會留下一些手誤；除非有了難纏的疾患，有的文人雅士是不找醫生的。也有的文章高手與醫家是密不可分的朋友，他們交往密切，互通有無。像一些出家人，居士，常常也是探究鑽研醫術和養生的高手。那種清寂的生活既有利於養生，也有利於思辨，於是就出了文章，也出了草藥方劑。蘇東坡自己琢磨出的藥方不少，烹調的竅門也有一些，與一些官場朋友來往唱和，應酬中也時有處方互相贈與。一些和尚道士贈給蘇東坡的驗方，被他當成了最寶貴最慷慨的付予。

過去的文人常有治世的責任，其中的大多數本身就是一方官吏。治世與治病的原理，在許多方面都是相通的。這等於說在用兩種語言表述著同一種道理。寫一篇大文章也差不多像是治理一個大社會，詞彙即是眾生，結構即是組織形式。陰陽關係，辨證施治，這些醫家的基本理解方式，也是對於人類社會的認知方法。一篇文章的完成，需要面臨無數次的判斷和斟酌，作者的器局見識都反映在其中了。而對於整個社會的複雜情形，人的治理也面臨著類似的決斷和思索，都需要相當嚴密的運思，需要有全面把握的能力。在傳統文化中，中醫、文人、官吏，這三者的身份雖然有時是統一的，有時是分開的，但內在的一致性卻是從未變過的。

一個糟糕的治理者，在施政中或者是一刀切簡單化，或者是取其一端不計其餘的片面化，都不是好醫家的特徵。文章有啟承轉合，有邏輯的周密，有文氣文采，這些都恰恰像醫家手中的百草調劑。傳統文章不是今天學來的西文格式，沒有那樣的洋八股的腔調，好文章與大地氣脈總是息息相通的。現在的一些文論，即便是談詩論藝的，也滿是機械化學的氣味，是現代工業的說明書性質，沒有生命的肌理脈動，也沒有人性的溫熱。像古人的以詩論詩，品味和欣賞，中醫把脈式的思辨和感知，現在已經極其罕見了。

好中醫的缺失與好文章的缺失，在步調上其實是一致的。如同醫家表面上的深刻化和邏輯化，實際倒是一種簡單和粗陋；至於一些手術器械的強求和使用，對於文章的肌理只能造成破壞和割傷。中醫對於衛氣營氣、任督二脈的理解，運用到文章裡也是一樣。現在的時髦文章則完全不講文氣，只想學點西方的理論皮毛，搞出一套機械的浮淺的臨床論證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