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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斷定就是他呢？”一位阿姨不甘心沒有來自美國或臺灣的電報。
母親神色激動地宣佈，斷什麼定？有他的鞋子，有合得上的時間，有當地派出所拍下的照片，還有他的羊毛背心……還有什麼屁放嗎？他死了！死了！
媽媽的鞋子糊滿黃塵，成了個泥殼，右邊一隻鞋已前頭開花，露出了大指頭。她用勝利者的眼光掃視那些面孔，看他們如何躲躲閃閃地表示信任，表示理解，表示遲到的同情，看他們等候多時之後沮喪而乏味的支支吾吾。媽媽贏了。
大姐哭起來了。
大哥哭起來了。
媽媽也哭了。我們全家有了理直氣壯哭泣的權利。我們哭得如釋重負安心落意乃至有些興高采烈——哭聲是確證父親已經死亡的凱旋與慶祝。
但父親永遠不再有了。他消失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這就是說，我們吃早飯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吃中飯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吃晚飯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吃完飯洗碗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洗完碗喝茶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邊喝茶邊談論天氣或談論鄰居或談論政治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上廁所或去浴室的時候，他不再有了。在我們的一切時刻，他不再有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鼻血（8）
二
父親是否真正死了，其實我總是疑惑。
他不再有了，不再在我面前語法嚴謹地闡述黨報社論以及譴責自己的過錯，但他就不可能在別的一扇窗子後凝望？或在遠方的一條街道上行走嗎？不在並不一定是消失。以前他出去講課，開會，下鄉支農，都不在我面前，沒有什麼奇怪。“不在”為什麼就必定是“死去”？一九八八年，我乘船渡海遷居海南島的時候，一九九一年我乘機飛離國門看窗外大地刷刷刷滑落的時候，還在困惑於這個問題。似乎我在輪船和飛機指向的前方，還可以找到一個熟悉的身影。
如果不是因為害怕和慌亂，當時我應該跟著母親和姑姑去河灘上遷墳。那樣我可以找到更多的根據，證明陌生河灘上的陌生死者，並非我父親。
派出所提供的照片，只是一個模模糊糊的肉球，光滑閃亮，膨大松泡，除了眼角一條皺紋有點讓我眼熟，那肉球與父親面容並無太多相似，很有假冒之嫌。大姐還告訴我，死者身上的毛線背心也不大像母親所為。母親的針線要粗得多，織出的男式背心不應該是那種麻色，應該是一種淺灰色。
是的，我也記得是淺灰色，淺灰色的毛線背心到哪裡去了？
我仍能嗅到父親的氣息，是他柔軟腹部滲出來的溫鮮，是他腋下和胸口汗漬的微酸，還有刮過鬍子以後五洲牌藥皂的餘香——媽媽常要他用這種藥皂，防治他的神經性皮炎。這種氣息來自那一個晚上，當時我跟著他假期支農後剛剛回家，睡在一隻竹床上。我醒了，背上很癢很舒服。我發現他正用蒲扇驅趕蚊子，輕輕撫摸我光溜溜的背脊，小心剔著我背上暴曬後脫落的皮膜，似乎在對媽媽說話又像是在自言自語：“毛佗真是長大了，十三歲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紅薯了。一百二十斤紅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
我驚異萬分，父親居然能像其他人的父親一樣，對我有如此親暱的舉動。他平時為什麼總是端著一臉嚴肅，總是離我遠遠的？
他又說：“毛佗也懂禮貌多了。那天吃飯，他在老鄉面前還能講講客氣，說老鄉燒菜身手不凡，每一樣菜都餘味無窮，嘿嘿，餘味無窮……”
這是我在農民家吃飯時耍弄初中生的文雅，好容易才憋出來的一句，並無什麼幽默和別緻。父親也許覺得兒子的表現未受到旁人的重視，後來轉彎抹角一再重提了三次。可惜人們仍沒有什麼反應，嘰嘰喳喳說著什麼穀子和天氣。他大概一直為此事遺憾。
我仍然閉眼裝睡，希望時間慢慢走。我裝著不經意地翻身希望時間慢慢地走，我裝著睡意正濃連嘴都忘記合上希望時間慢慢地走。我害怕他略略粗糙的指頭，停止——在我背上的撫摸。
我忍住了鼻酸。
他是個謹小慎微的人，甚至對自己的子女也軟弱。有一次他午睡了，我們幾個小把戲憤恨他未能帶我們去游泳，悄悄偷走了他的眼鏡和香菸，在他頭上紮了個沖天小辮，在小辮上掛了些草須。他迷迷糊糊醒來，也沒照鏡子便出門上班去了。他肯定被同事們鬨笑，也忍受著沒有眼鏡和香菸的苦難，但他回來只是咕噥兩句“沒名堂”，便算事情了結。我們這才一個個從桌子下或櫃子後鑽出來。
我還記得，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