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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房頂上挖，把房頂扒開花了很長的時間。”
“您用什麼挖的？”
“當時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開始看到一個手腕時也不能確定是我媳婦還是兒媳婦，等看到衣袖的時候我才確定是我孩子他媽。然後我就停下來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來。”
他臉上全是灰，被淚水沖刷得深一道淺一道，翻譯說到“然後我就停下來了”，我心裡抽動，一時間不出下一句來。
回到北京，從來不理我的節目策劃陳耀文在食堂裡端一盆菜坐我對面：“現在終於可以跟你說說話了，節目有人味兒了。”
四月十七號，我得到通知，離開“時空連線”，去“新聞調查”工作。
梁建增主任跟我談完，看我茫茫然，以一種對小孩子的憐恤送我本書，寫了句話：“在連線中起步，在調查中發展。”
我回去收拾東西。史努比幫我把辦公室牆上掛的畫框摘下來，很大很沉。他一路拎著上頭的鐵絲，笨笨地換著手，下了樓。
我回頭說：“你回去吧。”
他說：“送你過去。”
到了新辦公室，他找到我的桌子，退兩步，把一張禿桌子打量一下，滿意地左看右看，土得不得了。還跟我的新同事點頭哈腰，意思是“姑娘不懂事兒，以後多照顧，該打打該罵罵”，就差給人敬支菸架耳朵上了。
“畫框掛哪兒？”他東張西望。
“不了，”我說，“不掛了。”
第二章 那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點，我給製片人張潔打了一個電話：“我來報到。”
張潔說：“我們正在開關於非典的會。”
我說：“我想做。”
我已經憋了很長時間。之前幾個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頻繁討論。最初，媒體都勸大家別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樓下賣煎餅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氣，車把上掛著一塑膠袋板藍根，見了我從腳踏車上一腳踩住，問：“你不是在電視臺工作嗎，這事到底怎麼著啊？”我啞口無言。乾著急參與不進去，悶悶地想，將來我要有個孩子，他問我：“媽，非典的時候你幹嘛呢？”我說：“你媽看電視呢。”這話實在說不出口。
掛了張潔電話，手機扔在沙發上，我又拽過來給他發了條簡訊：“我現在就去好嗎？”沒等他回，我電話打過去：“十分鐘後到。”
一推開門，一屋子人，熱氣騰騰，跟新同事也來不及寒暄，直接問：
“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情況？”
“不知道。”
“那怎麼做？”
“去現場。”
這個欄目的口號是“探尋事實真相”。
當天晚上開會還在說要採訪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但誰也聯絡不上。大家說，那就去醫院吧。那時候都沒防護意識，也沒有防護服，辦公室姚大姐心疼我們，一人給買了一件夾克，滑溜溜的，大概覺得這樣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黃的。
臺裡的辦公區也發現了疑似病例，為防止蔓延，製作和播出區的人員已儘可能減少，寧可重播節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選題程式暫時中止，這時候進不進去現場，請示也只能讓上司為難，我們幾個自己商量著來。去跟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人纏：“讓我們進去吧。”
負責人看看錄音杆：“這個毛茸茸的東西不能進。”
“那好，錄音師不進。”
他再看攝像機：“這個沒辦法消毒，也不行。”
“那……攝像也不進。”
所有機器都不能帶。
“那讓我進去，我可以消毒。”我說，“給我別一個麥克，別在衣服裡面。”
“有意義嗎？”
我們跟著一位流行病學調查員到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胸科醫院，穿了他們的防護服。病區不在樓裡，是一排平房。玻璃門緊閉，沒人來開。調查員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門上，用了下勁，很慢地推開，留了一個側身進去的縫。後來主編草姐姐說，進門之前，我回頭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編輯臺上一遍遍放慢看過，但我自己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門推開的那一刻，我只記得眼前一黑。背陽的過道很長，像學校的教室長廊，那一涼，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裡。過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開著，沒有消毒燈，聞不到過氧乙酸的味道，甚至聞不到來蘇水的味兒——看上去開窗通風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