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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著我去看，所有的椅子還在，輸液瓶掛在樹杈上，或者開車過來，掛在車的後視鏡上，椅子不夠了還有小板凳。一個衛生系統的官員在這裡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兒子感染了，想盡辦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個床位，夫婦倆讓兒子住了進去。兩口子發燒得渾身透溼，站不住，只能顫抖著坐在小板凳上輸液。再後來連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癒的時候，父母已經去世。
一張張椅子依然擺在那裡，原樣，從四月到五月底，誰也沒動過，藍色的油漆在太陽底下已曬得褪色，快變成了綠的，面對大門口敞開放著，像一群啞口無言的人。
牆那邊一街之隔，就是衛生部。
五月二十七日，急診科的護士王晶去世。
丈夫給我念妻子的手機簡訊。
第一條是：“窗前的花兒開了，我會好起來的。”
他不能探視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壇醫院門口，進不去，就在世界上離她最近的地方守著。
她寫：“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來，她開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簡訊裡交代著存摺的密碼。
最後一條，她要他繫上紅腰帶：“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邊慟哭一邊念，我的眼淚也滿臉地流。小鵬瞪我一眼，做記者哪能這樣呢？可是我沒辦法。
他沒有告訴孩子。女兒大寶才六歲，細軟的短髮，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臥室門上貼了張條子：“媽媽愛我，我愛媽媽。”
我問她為什麼貼在門上，她不說話。我說：“你是想讓媽媽一回來就看見，是嗎？”她點點頭。臨走的時候，她坐在床上疊幸運星，說裝滿一整瓶子媽媽就回來了。我在黯淡的光線裡站了一會兒，看著她疊，大圓口玻璃瓶裡面已經裝了三分之一。她疊得很慢，疊完一個不是扔進去，而是把手放進罐子裡，把這一粒小心地擱在最上層。我看著，想找句話說，說不出來。過了一會兒，她抬起頭看我一眼，我心裡“轟”一下：她已經知道媽媽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難過。
出來後，車開在二環上，滿天烏黑的雲壓著城，暴雨馬上就要下來。一車的人，誰也不說話。
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後，人們還會說“這是進非典病房的記者”，我常覺羞慚。從頭到腳蓋著白布的病人從我身邊推過的時候，還有媒體的資訊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但只不過隱約地感到怪異，僅此而已，僅此而已。我覺得自己只是大系統裡的一粒小螺絲，一切自會正常運轉，我只是瞥到了一點點異樣，但我沒有接到指令，這不是我節目的任務，我覺得轉過頭很快就會忘記。
然後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節目播出後，有同行說：“你們在製造恐慌。”當時我身邊坐著時任《財經》雜誌主編的胡舒立，她說：“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輕慢。”
最後一天，我們在協和醫院門口等待檢查結果，確認是否有人感染。張潔在辦公室等訊息。我們幾個坐在車裡，等了半小時，一開始還打著岔，嘻嘻哈哈，過一會兒就都不說話了。天賀的電話響了，他接起來說：“對，結果怎麼樣？……出來啦？……哦，真的呀？誰？……對，是有一個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沒動，在心裡說了句粗口。
他掛了電話，戳一下我說：“喂，醫生說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節目都播完了。金盃車在街上漫無目的地開，誰也沒有散的意思，我們打算就這麼工作下去，張潔說：“你想去哪兒？”我說無所謂，去哪兒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東西回家，小音箱裡放著Skinny Puppy的音樂，站在高樓的視窗，看著空無一人的北京。看了一會兒，我回身把耳機扣在頭上，拿頭巾用力一綁，把音樂開到最大。如果當時有人看到這一幕，可能會認為我瘋了，因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體在極度緊張後的隨意屈張，音樂就像是誰站在萬仞之上，在風暴中厲喊。
我閉著眼睛張著手腳，胡亂旋轉，受過傷的左腳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樣插進來。人在那種快意的痛苦裡毛髮直豎，電子樂裡失真的人聲像在金屬上兇狠地刮刺，繩索突然全都繃斷了，我睜開眼，像一隻重獲自由的小獸，久久地凝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