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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可怕的習慣。往往大家認為拍弱者,都要拍成高尚的,或者讓人同情心酸的,但是,馬宏傑超越了這種‘政治正確’。”
我跟六哥說,做節目常犯的毛病是剛爬上一個山頭,就插上紅旗,宣告到達,“馬宏傑是翻過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過,前面還是,等到了山腳下,只見遠處青山連綿不絕。”
馬宏傑說他會一直把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們死,或者我死。”
我問他的原則是什麼。
“真實。”他說。
第十二章 新舊之間沒有怨訟 唯有真與偽是大敵
一天傍晚時分,史努比打來電話:“吃飯?”
“行。”我說,“我請你,正打算下樓吃呢。”
他順竿上:“不成,你做。”
我氣笑:“憑什麼呀,只有泡麵。”
“不行。”
“那就下掛麵。”
“掛麵成。”
朋友太老就是這樣,連理都不講。
只好去超市,買只魚頭、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場買點紅尖椒,又返回身買了兩隻絲瓜與青椒。下完面,炒只蛋放在裡面,再拍根黃瓜。
他靠著門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從鍋裡拿剁椒魚頭,白他一眼:“你再戴個白手套擦擦。”
他嘿嘿一笑:“怕你這兩年忘了生活。”
吃完飯,我倆喝茶。他帶著一點認真的苦悶,說看一本雜誌每期的最後幾頁,都很受刺激。那裡的文章寫自己父輩,大都說父母儘管清貧,但是一生正直什麼的,告訴了自己什麼樣的人生道理。
他說自己的父親也老了,卻是個不反思的紅衛兵,老了對保姆還不好。他跟老朋友說話沒有遮掩,帶著困惑還有心酸:“難道就我爸跟別人不一樣?”
我跟他說,恐怕是媒體選擇的結果吧。七八年前看北京電視臺一個談話節目。一個小姑娘跟她的父親,談父女之間的溝通問題。談到快一半,現場的嘉賓和觀眾就開始勸這個姑娘了,說你父親是何等不易,你怎麼能只看他的缺點呢,他養你這麼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聽著。後來她說了一句話:“我到這兒來就是來談我倆之間的問題的,你這節目如果是非要聽我跟我爸怎麼好的,我也能給你談成五好家庭。”說完站起來走了。
陳虻有次罵人,就是罵這種選擇。
記者拍了個片子,說一箇中學老師辭掉工作,在家裡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礙的孩子,為他們釘作業本,判作業,帶他們去吃麥當勞,把家裡床鋪都騰出來讓他們住。片子做得很動情。
陳虻說,他被那個釘作業本的動作弄得挺感動,但隱隱覺得不太對勁,就問記者:“這老師收錢嗎?”
記者說:“兩萬到三萬一年。”
他算了一下,收留四個孩子的話,怎麼算一年也有十萬塊,刨去給他們的花銷還能掙幾萬塊錢,遠遠高於他在學校當老師的收入。“當我不知道這樣一個事實的時候,那個釘作業本的舉動讓我感動,當知道的時候,我覺得那叫省錢。”
他接著問:“你為什麼不告訴觀眾他收錢?誰教給你的?你明明知道為什麼不告訴觀眾?”
記者沉默不語。
他後來說:“其實誰也沒教給他,但是在意識當中我們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頌一個人物,對這個人物有利的要描寫,對這個人物所謂不利的就要免去,這就是一種觀念,一種意識。”
陳蛇說得對,但是,“誰教給你的”,這話問得,好像他是外星人。
他不管這些,不問你的成長史,也不同情你,只像把刀一樣,扎進人腦子,直沒人柄。
審個片子,他罵:“你是機器人嗎?”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給他看,他看完溫和地說:“你這次不是機器人了,你連人都不是,你只是個機器。”還引申:“你們老說想去表達自己的思想,老覺得誰誰限制你們表達思想。我想問問,你有思想嗎?你有什麼思想我請問?真讓你開始去想的時候,真讓你拿出自己對問題看法的時候,你能有看法嗎?”
錢鋼老師是另一種風格,不訓人,也不指點人,只是不論誰做得好,他總能看在眼裡。
我跟他哭訴,說自己除了課本,只看過言情小說,腦中空空,敲一下都能聽到回聲。
他樂了,說不用急,好香是燻出來的。他寫的《唐山大地震》,從來沒要求兒子去看,連當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學生的教材,他都覺得不安:“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