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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結果這些當地電視臺的不幹，覺得這不夠氣氛，愣要給人家買一掛紅鞭炮，讓農民拿一竹竿挑著、舉著，他們就拍。農民被他們擺佈得已經莫衷一是，不知道該怎麼弄，整個人的狀態都不準確了，所以我們沒有拍好。”
陳虻聽完說：“你為什麼不把擺拍新聞的過程拍下來呢？”
大家都愣一下。
他說：“在認識這個事件的時候，有一個干預它的事件發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透過拍攝它，看到這背後更深刻的真實，你失去了一次認識它的機會。”
見面會上，有位高位截癱的女性被介紹是身殘志堅的典型。會後錢老師帶我們去了她家。
採訪時，我才知道，地震後她脊髓斷裂，定下婚約的戀人離開，她嫁給了另一位殘疾人，醫生說她不能生孩子，但她決定當一次母親——“我要奪回地震從我身邊奪走的一切”……小孩生下來了，但不到三個月就夭折了，之後她三年沒出門，把自己囚禁在家裡。
見面會的當天，是當年她兒子夭折的日子。現場需要的，是一個抗震救災的典型，她說：“無法表露一點哀傷。”
我以為她會憤怒或者難受，但沒有。她拿出當年寫的書，說在那個年代她也曾經塑造過自己，捏造過情節。她在書裡寫，地震之後，哥哥看到她被壓在木板下面動不了，卻沒救她，而是先去救別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卻在救完三個外人之後才來救她……但真實的情況是，她哥哥當時非常著急，和別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擔架。
她拿出書來給我看，不掩飾，也沒辯解。
去唐山之前，我對這段歷史瞭解很少，我是帶著逆反、帶著“認識歷史，吸取教訓”的預設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邊把頭髮編成辮子，一邊帶著點羞赧問我：“這樣上鏡行嗎？”我端詳一會兒，把口紅給她，讓她塗上一點。我問她採訪前要不要先去上個廁所，她挺平靜地說：“癱瘓後小便失禁是感覺不到的，常常是褲子尿溼了才知道，來不及，只能在輪椅裡坐深一些。”
罪是她受的，但她沒有痛恨過去，連底掀翻。她一直留著七十年代與戀人的通訊，怕這些信腐壞，就把信剪下來貼在本子裡，在旁邊手抄一遍，這樣想看信的時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與戀人重見，男人看到她坐在輪椅上的模樣，放聲痛哭，她反過來安慰他。三十年來，她承受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來臨。
採訪這樣的人，如果只是為了印證自己已經想好的主題，這個主題不管多正確，都是一種妨害。談了一個多小時後，她說：我接受了這麼多采訪，但我從來沒這麼談過。
我只是一直在聽而已，聽我從沒經歷過的生活。
她說地震後躺在地上，天上下著雨，她渴極了，張開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條大腿，還以為是死人呢，沿著那條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發現是自己的身體，腿已經沒有任何知覺。她抬頭看四周：“我覺得我已經破碎了，和唐山一樣。整個都拾不起來了，我後來所做的不過是把我一點點撿回來然後拼湊在一塊，跟唐山一樣。”
我小臂上全是碎雞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澆在我的身上。
唐山的節目播了。有記者問我：“這樣的節目有什麼呢？不過是把我們對災難的想象具體化了。”
我說：“錢鋼在八十年代已經意識到文學的本質是人，災難的本質就是災難。過了二十年，我們又重新回到這個軌跡上。換句話說，錢鋼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現在也並不奢侈。”
還有人在節目留言裡問我：“有那麼多人民更關心的事，為什麼要做陳年的舊事？”
是，土地拆遷，醫療事故，教育腐敗……哪一項都是“人民”更現實更切身的問題。為什麼要去掀動陳舊的歷史？
很多人也問過崔永元這問題。
二〇〇八年，他離開了新聞，去做口述歷史的工作，訪問當年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中國老兵。走之前給我打過一個電話，說：“這時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電視臺，密密麻麻的中國影像資料。操作的小姐問他看什麼？他說看東北。問東北什麼，他說看張學良，“張學良調出來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變三天後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鐘，張學良的演講。我記得很清楚，裡面說了一句，委員長說，兩年之內，不把日本人趕出滿洲，他就辭職。這是張學良演講裡說的，我當時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們也是電視工作者，但沒有這樣的資料，“而且這三十分鐘拿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