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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當天的日記裡寫：“交給那個叫柴靜的人，不要把她勒得那麼緊，不要鞭策她，也不要控制她，讓她去。”
一切亂紛紛，但心就像鐵鉈子，慢慢沉到水底下去了。要對付這大攤子事，只能沉下去，倒是靜下來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反而比以往愛動感情。
有天在《中國日報》上，看見德國舉重運動員施泰納在領獎臺上，髮梢都是汗，一手舉著金牌，另一手長久握著亡妻的一張照片。照片是一年前，還沒出車禍，妻子和他在森林裡跑步時，他喊了一聲她的名字，她轉回頭向他微笑的樣子。
我看了心裡悶痛一下。
施泰納的長相是老王的斯拉夫版本，黑板刷一樣的頭髮，又寬又紅的臉膛，眼睛像牛犢一樣柔和。之前，他是奧地利的運動員，二〇〇〇年被查出糖尿病，雅典奧運會只得了第七名，賽後奧地利媒體形容他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選手，德國姑娘蘇珊寫信鼓勵他，兩人結婚後，施泰納轉人德國的俱樂部。妻子一直在攢錢，想來北京為他助威加油。奧運前一年，她在海德堡遇到車禍去世。
我說：“那個車禍發生之後，你是怎麼熬過來的？”
他用手抹了一把臉，嘆氣輕不可聞，說：“這個事情發生的三個星期之內……”他停了一小會兒，身體輕輕搖晃，“就是……每天喝酒，待在一個沒人知道的地方。之後我接受了治療，運動是最好的治療。我恨這件事為什麼發生，恨是我的動力，去舉起更多的重量。”
採訪完，他說他害怕奧運結束前的這些天，因為他已經舉起過世界上最沉的重量，無可再舉，媒體散後，只剩他獨自一人。我看著他搖搖擺擺離開，奧運村暮色四合，沒人認識他，最親近的人已不在世上，這是他的異國他鄉。我叫住他，上前說：“能擁抱一下你嗎？”他咧嘴笑了一下，給我一個熊抱。我說：“你不孤單，你說出了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拍完我們傳帶子回臺，得到通知，這個片子可能會在晚上播。九點鐘，我兩手撐著膝蓋，直直地坐在沙發上，守著電視等，一直到夜裡兩點也沒看到。
我從沙發上起身，坐到電腦前，MSN上有紅燈在閃，有位也在媒體工作的朋友問我奧運做得怎麼樣。他之前不支援我去做這類報道，覺得跌了調查記者的份，他自己也離開了北京，避開奧運。
我回了一句：“沒什麼，只是沒偷懶。”
他寫了句奇怪的話——“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極端認真的蠢人。”紅燈又閃一下，補了一句：“當然不是指你。”
我說指什麼。
他說：“比如一個母親，孩子生病，她天天祈禱，但是還是去世了，這不是愚昧麼？”
我說：“這是愛。”
他說：“愛和善是能力，而不是情感。”
我說採訪施泰納時，他說為什麼重返舉重，因為他恨——他恨失去所愛。但人在死亡面前有什麼能力呢？所以他把憤怒都發洩在槓鈴上，如果沒有訓練，他說自己會瘋掉。
我說：“這愚蠢嗎？我不知道。只有這樣他才能活下去。”
我也不指望播出了，能做什麼就做吧，像達娜這樣的運動員，只能參加女子一百米預賽，沒人轉播這種比賽，我和老王刻了兩張DVD給她，就算一箇中國電視臺為她留下的紀念吧。我過意不去的是，老王辛苦了這麼多天播不了，常規的MPC釋出會報道播了，也沒打他的名字。
我跟後期溝通，他們說：“攝像都沒打名宇。”
我說：“這都不對。這是對所有攝像工作的不尊重。”
第二天還是這樣，我有點急了，人家也很無奈，問我：“那你的攝像叫什麼？”
“他叫王忠新，忠誠的忠，新舊的新。”我一遍又一遍地說，還是沒打上。
老王是籃球迷，奧運男籃小組賽中國對美國那天，我想讓他看一場。但當天下午，他得先跟我去採訪香港腳踏車運動員黃金寶。黃金寶曾經是專業運動員，十九歲停止訓練，兩年後重返腳踏車時已是一個胖子推銷員，用了十五年走到北京奧運會，被認為是奪冠熱門，但八月十六號，最後一場比賽中，只拿到第十五名。他神色有點茫然地問我：“為什麼要採訪我們？”
他的教練姓沈，左腿裝著假肢，最初沒有經費，沒有場地，只有這一個辭職的“肥仔”跟著他。他倆在雲南的深山裡練習，每天至少兩百公里，他租輛破貨車跟著徒弟，天熱的時候假肢把腿磨破，肉是爛的，血淋淋。癒合，又磨。
“沒有人邀我們參加國際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