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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問：“你在這兒幹什麼？”
我說做了一期節目，但不知道給誰做的。
他樂了，說他看看。
看施泰納的時候，關主任把眼鏡兒摘下來擦了擦，實習生吳昊捅捅我，小聲說：“哭了。”
看到埃蒙斯失利時，我脫口而出的那句話“雅典的悲劇重演”，他說：“是失敗，不是悲劇。”他說得對，在節目裡我保留了這句話，結尾時我說我當時的想法錯了——失敗不是悲劇，放棄才是。
關主任在新聞頻道擠了一個下午五點的時間，把這期節口播出了，沒有欄目，問叫什麼，我想了想，別往花哨裡起了，就叫“奧運瞬間”吧。
片子需要個小宣傳片，要一句廣告語，我呆坐在機房外的藍色塑膠凳子上苦想。
在法國奧賽博物館，我看過一張梵高的大畫，畫的是十九世紀法國的鄉村阿爾。夏天午後，一個農民和他老婆，兩個人幹活幹累了，躺在麥子堆的陰影裡睡著了，白金的光，天空是被微風沖淡的藍色。坐在地上看這張畫，能感到麥子被太陽暴曬後的悶香，農夫農婦蜷著身體沉睡的安恬。
以前我老覺得藝術在廟堂之上，是什麼嚇人的東西，非要有高階的意義才成。看到這幅畫，感覺它什麼都不說，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這一瞬間。梵螅�運�艿芩倒�骸懊揮惺裁詞遣恍嗟模��ㄒ帳醣舊懟Ｎㄒ徊恍嗟模�且帳跛��莩隼吹畝勻撕褪瀾緄睦斫狻！�
我借鑑他的話，寫了這句宣傳語：“奧運之美，不僅在奪取金牌的一刻，還有那些蘊涵著人類精神的不朽瞬間。”
在機房錄這句宣傳詞，宣傳片嘛，總得有點腔調，我儘量讓聲音戲劇性一些：“奧運之美……”
錄了好多遍，好像可以了，看一眼老範，她也說行了。出來的時候，錄音的技術人員對我說：“我覺得這不是你。”
“你在我心裡一直是很冷靜的。”他說。
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說要去掉所有的裝飾？”
我回到機房，再錄一次，像平常說話一樣。
錄完第一句，他在外面對我伸拇指。
我自己聽的時候，發現他是對的。
節目在一個小角落裡播出，沒有重播，也沒有預告，我想肯定不會有人看到了。晚上接到錢鋼老師的信，題目就是“你做的《奧運瞬間》好極了”。
我心一暖。
他在香港。一般人在他的境地，不是變得偏激，就是變得冷漠了，但這樣縫隙裡的節目他都看到，不光是我的，不光是“新聞調查”的，央視的節目他都看，不苛責，只要有一期好點的，一定寫信來誇獎。地震時看到我們在楊柳坪拍的節目，他在信中說，當下的新聞人做事要“戒峻奇陡峭，置身高寒”，要“溫暖平易”。他說奧運的節目與地震的節目“一脈相承”。
“他們做他們的，我們做我們的。”他說，要堅持自己的價值與信念，“一腳一腳地踩下去”。
MPC門口小圓桌是各國媒體記者閒來喝杯咖啡的地方，有位國際大報的記者負責報道政治，問我報道什麼，我說報道幾個人的故事。他問我採訪了誰，聽完說一個都沒聽說過，你們報道這些乏味的事情幹什麼。
我向《紐約時報》的老編輯Clark發牢騷：“他們根本不管你做了什麼或者試圖做什麼，只說你乏味。”他看著愁眉苦臉的我，笑得咳嗆起來，以老人的寬厚拍拍我肩膀，說：“不要去聽那些聲音，你唯一需要關心的就是讓自己強大起來。”
還有一位美國地方電視臺的記者，頭髮快掉完了，穿一件廉價灰西裝，我倆聊天，他說美國的報紙十年內都會消失，做電視的人也可能越來越少，聊到不得不走了，他對我說：“不用擔心。”
我沒明白。
他說：“因為你對人真的好奇。很多人已經……”他做了一個痴呆的表情。
我笑。
他安慰我：“什麼都會變，但人不會變，好的採訪者永存。”
這一年，地震和奧運把我扔到了一個以前沒有的赤手空拳的境地，但心也定了一些。我就生活在這裡，沒有完美新世界，沒有需要等待的未來，沒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透過跟誰比較才能判斷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時，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朋友楊葵有次遇到年輕人發牢騷。他說：“別抱怨。去想為什麼同樣的體制下，同樣的時間裡，蘇聯有阿赫瑪託娃，我們只有《豔陽天》。”
他說做自己的行業，就要做點不求速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