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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多名犯人。曼德拉所住的牢房約有25英尺寬，40英尺長。磚石牆約12英尺高處裝有鐵窗，室內陽光還比較充足。同監的每個難友都有一張鋼架床，沿牆還有幾個書架。轉到新監獄後，曼德拉仍像往常一樣，早上3點半起床，進行兩個小時的鍛鍊，白天他的主要活動是看書、學習和種蔬菜。波爾斯摩爾監獄的物質條件要比羅本島好一些，犯人可以在這裡看一些報刊，如《每週衛報》和《時代》週刊。還有一個調頻收音機，曼德拉抱怨：“只能收聽南非臺而聽不到英國廣播電臺”。
曼德拉和他的難友們拒絕參加監獄當局組織的勞動，他們自己在“L”形的樓頂上開出了一小塊用牆圍起來的菜地。這塊所謂的菜地實際上是用20來個裝滿泥土的半截油桶組成，裡面種著番茄、黃瓜以及其他時令蔬菜。曼德拉每天精耕細作，鬆土澆水，除草施肥，很有點專家的味道。然而，正是在這種與世隔絕的環境中，曼德拉憑著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已經覺察到南非政治局勢在向有利於民族解放運動的方向發展。
首先，南非政府的鎮壓和迫害日益俱增，這既反映了抵抗運動的活躍，也暴露了南非白人政權的恐懼。據不完全統計，自1977年9月12日比科被害以後，到1985年底，以各種形式不明不白死於拘留所的黑人解放戰士達25人。從政府公佈的報告看，有的是從樓上摔下跌死；有的是自殺身死；有的是遍體鱗傷；有的是死無原因。與此同時，南非當局還加強對國內外非洲人國民大會地下據點的襲擊搜捕和暗殺活動。1981年，馬普托的非洲人國民大會辦公室被襲擊，13人被殺害；同年11月20日，“爭取釋放曼德拉委員會”的司庫、同情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辯護律師格里菲斯·姆曾格被殘殺在德班的一個運動場上；曼德拉的朋友、積極參與反對種族主義的民主人士魯思·弗斯特於1982年8月在莫三比克被郵件炸彈殺害；同年，南非又派人襲擊了非國大在馬塞盧的“據點”，共有42人被害。
黑人解放運動從兩個方面作出了反應。第一，民族之矛加強了打擊力度。在馬塞盧屠殺以後幾天，民族之矛炸燬了開普敦附近的庫伯格核動力發電廠的部分設施，5月，民族之矛以比勒陀利亞的空軍總部為襲擊目標，但炸彈投放在白人汽車裡導致19人被炸死，200人受傷。對此，曼德拉並不贊同，他明確表示：襲擊的目標是建築物，不應採取暗殺手段。第二，南非聯合民主陣線於1983年8月正式成立。彼得·博塔於1978年上臺後，開始策劃新的分化陰謀。1983年，他正式提出了“三院制議會”①方案，即在白人議會外，另立有色人議會和亞洲人議會，而對占人口75％的非洲人的政治權利不予考慮。但這一分化陰謀並未得逞，方案遭到80％以上的有色人和印度人抵制。一位著名的有色人領袖、世界改革教會聯盟主席阿蘭·博薩克博士在開普敦附近的一個小鎮召集了一個有12000人參加的大會，來自約300個公民團體的代表參加大會並一致同意成立聯合民主陣線。在會議上，曼德拉的口頭祝賀受到長時間歡呼，他與博薩克、姆貝基、西蘇魯夫婦和海倫·約瑟夫等人被大會推選為贊助人。
①“三院制議會”不僅在議席分配上保證了白人佔壓倒多數，而且透過劃分“內部事務”和“一般事務”，使有色人議會和亞洲人議會無權過問防務、財政、外交、司法等重大問題。
在此同時，曼德拉的牢房條件也有了一些變化。在1983年3月，當溫妮探視時，曼德拉告訴她，監獄裡的條件已大大惡化，並讓她“轉告有關人士及新聞界”。溫妮的報告很快在國際輿論中引起反響。為了緩和國際上的種種壓力，南非當局放鬆了一步。1984年5月12日，監獄當局通知曼德拉夫人，她可以開始“接觸性探視”。溫妮聽到這訊息後，激動不已，據她後來回憶：
簡直難以想象！我最後一次接觸到他的手是1962年。當我來到波爾斯摩爾監獄時——津妮和她最，1、的孩子同我一道——格列高裡軍曹把我們叫到辦公室。我感到十分震驚，我以為納爾遜病了，因為這太不尋常了。他說：“從現在起，你可以進行同過去不一樣的探視了。我覺得我應該把這個訊息很溫柔地告訴你。”我們親吻了納爾遜，長久地擁抱他。這是一次無法用言語描述的經歷。那麼奇妙，又那麼令人黯然神傷。
是啊，22年的思念，22年的煎熬，特別對這一對新婚不久就分離了的夫婦而言，太不容易了。曼德拉緊緊抱著自己的外孫，眼裡含著淚花。格列高裡是他在監獄裡惟一的白人朋友，他被深深地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