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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監獄犯人的領導人。他代表犯人就監獄的伙食、待遇和衛生條件多次與監獄當局交涉，有時甚至在法庭上提出抗議。
4月7日，政府宣佈重新實施通行證法。在緊急狀態法實行期間，共有2000名解放運動的積極分子被逮捕。4月8日，南非議會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條例”，以128票對16票宣佈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泛非主義者大會兩個組織為非法，並規定繼續從事該組織活動的人將被判處10年以下的徒刑。懷著善良願望並一直堅持非暴力手段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在成立近50週年時，在政府採用極殘暴的手法殺害了無辜的黑人抗議者之後，竟被宣佈為非法組織。後果將會如何呢？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辯護。3位法官主要針對他的講話和文章提問。曼德拉藉著這一機會，詳盡地介紹已被宣佈為非法組織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張、政策和活動情況。“我們要求實現成人普選權，為此，我們準備施加經濟壓力；我們將發動蔑視運動和待在家裡運動。我們將採取個人行動或集體行動，直到政府說：‘先生們，我們再也不能容忍這種蔑視法律的事態和待在家裡運動所造成的局面。讓我們談判吧。’”
在辯護中，曼德拉闡述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對未來政府的構想，即從非洲人獲得議會席位到普選權，最終實現人民民主。他又談了非國大對暴力的看法，並保證，“就我們而言，我們已經採取措施，保證暴力不會首先來自我們方面。”儘管沙佩維爾一蘭加慘案已告訴他：政府為了恐嚇非洲人，會毫不遲疑地屠殺數以百計的非洲人。同時他也駁斥了法官對普選權的歪曲，並坦然地談了自己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以及態度的轉變。8月9日，他結束了在法庭上的辯護。
到1960年8月底，政府取消了緊急狀態，並釋放了被拘留者。因為要為審判案的最後階段作準備，曼德拉不得不奔波於約翰內斯堡與比勒陀利亞之間，經常和被告談論辯護之事。這時，溫妮已懷上了他的第二個孩子，為了讓曼德拉集中精力工作，她承受著一般婦女難以忍受的生活重擔。12月的一天，他們的第Th個女兒津薺在約翰內斯堡出世了。曼德拉匆忙趕到醫院，在“非歐洲人”住院部找到了母女二人。這裡的條件和服務質量都很差，曼德拉決定將溫妮和孩子從醫院接回家照顧。
1961年初，經過4年多審判的判國罪案已接近尾聲。被告和家屬們的心情越來越緊張，法庭會宣判被告有罪嗎？有一天，溫妮正在家照顧孩子，曼德拉、西蘇魯、諾克韋和另一名被告喬·莫迪塞突然出現在家門口，據溫妮回憶：
他們全站在車庫外的車道上。曼德拉讓一個孩子來叫我。我來到他面前。他只簡單地對我說：“親愛的，幫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裝在箱子裡。我要離開很長一段時間。你不要著急，我的朋友們會照顧你。他們會隨時把我的訊息告訴你。好好照看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時候，你有力量和勇氣這樣做，我知道你現在就有能力這樣做。”
我趕快收拾好他的衣服。我眼裡噙著淚水，但是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短短几個月裡已經習慣不向他提任何問題。在我們分別之前，我只祝願他一切平安，並請求非洲之神處處保佑他，請求他有空回來看看我和孩子，只要幾分鐘。我提醒他履行自己的義務，為此他訓斥了我。
看來，曼德拉已經作好了最壞的準備。3月29日，他回到比勒陀利亞，與其他被告一起聽候審判結果。高階法官朗夫首先宣讀了調查結果。最後，他要求所有被告起立，並宣讀了判決結果：“法庭宣判你們無罪，現予以釋放。你們可以走了。”所有被告抑制不住喜悅之情，在法庭外等候的群眾得知審判結果後，向他們的英雄歡呼，並一起唱起了《上帝賜福非洲》。
然而，沙佩維爾的陰影還在，受害者的血不會白流。正如南非詩人布魯特斯在他題為“沙佩維爾”的詩中所揭示的那樣：
沙佩維爾事件的意義何在？
不在70人死去，
更不在他們背受槍擊，
一再退後，手無寸鐵，毫無防備。
當然也不在那沉重的槍彈
穿過母親的脊背，
撕裂她懷抱中的嬰兒，
將嬰兒殺死。……
這是一個典型事件……
它無比清楚地說明，
種族統治是什麼；
它無比清楚地說明，
壓迫者的意願又是什麼。……
銘記住沙佩維爾事件吧，
銘記住那背受搶去的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