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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復活節那天，在埃洛夫大街的班圖人社會中心，約100多名黑人青年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聯盟成立大會。這個會議可以說來得正是時候。因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所作所為已引起廣大黑人群眾的不滿，青年激進派正在討論如何處理這一組織，有些人主張成立一個與非洲人國民大會毫無關係的組織；換句話說，是踢開非洲人國民大會而另起爐灶；另一派則認為應竭盡全力恢復這個奄奄一息的組織。從這個意義上說，青年聯盟的成立標誌著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新生。
當時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蘇瑪博士早已注意到了這股激進的潮流，並想方設法掌握主動權。1944年，他主持了一個與南非共產黨的聯席會議，計劃舉行一次反對通行證法的抗議運動。大會於5月20日至21日在約翰內斯堡舉行，到會代表540名，代表了60多萬非洲人。大會透過了一項宣言譴責透過證法，認為：
1．加緊了對千百萬非洲人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
2．加劇了非洲勞苦大眾的赤貧化，促使疾病傳播，造成了千千萬萬無辜的人犯罪，被關進監獄；
3．在南非各族人民之間製造嚴重的種族摩擦；
4．阻礙著國家的經濟和工業發展；
5．因此，它與南非各族人民正在為之流血戰鬥的崇高目標相牴觸。
大會決定在全國舉行反通行證示威，發起簽名運動，目標是徵集100萬人在反通行證法請願書上簽名。請願書定於1944年8月由一個非洲人領導人組成的代表團提交政府。然而這次運動並不成功，簽名的人不到1萬；請願書拖到1945年6月才送去。這時的代理總理霍夫邁耶拒絕接見，令代表團去見土著事務部長。代表們為抗議總理“拒絕接見代表幾百萬非洲人的反通行證法代表團一事的不民主作風”，召開了5000人的集會。會後舉行了示威遊行，但遭到警察逮捕。蘇瑪博士為爭取人心，決定採取更激進的措施。他召集了一次大會，提出要舉行一次集體燒燬通行證的群眾鬥爭。這使他的批評者對他的這一勇敢決定大為讚賞。不料，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難以就採取何種形式的群眾鬥爭取得一致意見，這一計劃流產了。
青年聯盟成立後，選舉了恩科莫為第一任主席，但他的思想被青年聯盟成員們認為過於左傾。很快曼德拉和西蘇魯、姆達等提議由倫貝迪取代恩科莫。但倫貝迪的非洲主義哲學為一些核心成員所反對，他們認為應該團結更多的人，不能採取排外主義。奧立弗·坦博就認為，非洲主義不過是種族歧視的另一種表現，而民族主義的提法更為妥當。他在辯論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南非黑人中，要求被白人社會所接受的人與要求剝奪白人特權的人一樣多；很多受過基督教教育的黑人對一味排除白人的政策難以接受，因為這與基督教義相違背。而民族主義的旗幟則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特別是那些最後可能接納黑人為其同盟軍的白人。
曼德拉和西蘇魯則同意倫貝迪的提法。在他們看來，正是這種期望削弱了黑人鬥爭的決心，使他們更易於接受溫和的手段。白人中的自由主義者為了緩和矛盾，一味鼓吹溫和的改良措施，從而阻止了有效的黑人反對派的發展。非洲主義是喚醒黑人自尊的最有效方法，可以摧毀那種因住在城市白人世界的邊緣地帶而產生的自卑感。如果提倡多種族形式的民族主義，黑人仍將為白人文化所矇蔽欺騙。青年聯盟的目的只有一個：用一種有說服力的哲學去動員黑人群眾，激勵他們起來鬥爭。恩古邦尼表示：只有將非洲人組織成一個堅強有力的整體，才有可能實現全民族的理想，否則將一事無成。這種對其他民族的恐懼根源於種族隔離政策，同時也是長期處於社會最底層而產生的一種心理自卑感。一些青年聯盟成員表示，如果與印度人國民大會或共產黨合作，黑人只會成為他們為達到自己目的過程中的踏腳石。但是，這些擔心隨著局勢的發展而有所改變。
1944年4月，坦博被選為青年聯盟書記，曼德拉參與由姆達起草的一個基本政策檔案的審訂工作。他們認為以前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要問題有三個：第一，是國民大會的領導人“與壓迫者相勾結”的問題，他們竟然支援土著代表議事會，這是十分令人憤慨的。第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不是完全的民族主義者，在民族主義問題上遮遮掩掩。青年聯盟則明確表示拒絕白種人統治的一切形式。第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從不注意將國民大會組織成群眾運動，從而沒有基層聯絡，只得到群眾某種道義上的支援。
青年聯盟有明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