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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薔褪�28號。”我眼前一黑：這裡已經被炸成了一片廢墟。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在28號的瓦堆上坐著，打聽劉海清的下落，可是誰也不知道。我不甘心，第三天又去，沿著鐵路壩一路打聽，還是沒有人知道。就這樣，我在宜昌前後找劉海清找了一個多月。已經是三月天氣，屍首一時收不完，都發臭了，宜昌城裡瘟疫開始流行，加上漢口吃緊，敵機隨時都可能再來大轟炸。王大領班勸我說：“陳大姐，你還是抓緊時間回四川去吧，再不走，以後就難了。”
就這樣，日本鬼子對宜昌的這次大轟炸，炸掉了我去蘇聯的最後一線希望。
我回到萬縣之後，大家都知道我沒有接上關係，一來是想安慰我，二來也是想商量些事情，往我這裡來得更勤了。只是這廣濟寺，地處繁華地段，門前又有大段石梯，上上下下很不方便；加上幾個官太太成天來來往往，不是拉我去買衣料，就是拉我去打牌，陳吉慶也常來找我擺龍門陣。他們再說是對我好，也畢竟是外人。再說劉湘死後，蔣介石的勢力正在加緊滲入四川，很多事情還是不讓他們知道的好，於是我就打算著搬家。
一個星期天，一青陪著我去西山公園，在公園裡碰見我原來在梁山教書時的同事李維清。幾年不見了，她親熱得很，硬要拉我去她家坐坐。她的家就安在這公園裡的九五圖書館裡。我們擺了些閒話，才知道她的丈夫叫謝少安，是劉湘的參謀，在萬縣駐了幾年了。現在劉湘死了，人員都有變動，他要調往重慶，正打算搬家。她住的這個圖書館，原來是個紀念館，是為了紀念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國的炮艇炮轟萬縣時釀成的“九五慘案”而修建的，時過境遷，現在成了住房。我看了看，這裡很寬敞，除了廚房廁所之外，還有四個房間。天井裡是個小花圃，種了些菊呀蘭的，四面林木扶疏，幽靜得很。我想到公園裡人來人往，再多的人也不打眼，就隨口問道：“你們搬了以後誰來住呀？”
她說：“就是沒有人住呢，空起的，陳老師你要是看得起，就過來住吧。我們把房錢都交到明年二月份了，我還有些傢俱一時也搬不走，正愁沒人照看呢。”
就這樣，我從廣濟寺搬到了西山公園，一青也從印刷廠他那個陰暗潮溼的小屋搬來和我一起住。我的這個新住所，也就成了萬縣地區地下黨和進步人士聚會的一個秘密場所。一青和肖中鼎常常帶了各種人和我認識。
大家湊到一起，無話不談，總是說搞武裝的事。竹棲和肖中鼎都是軍官，手裡不用說是能夠拉出一批人來的；劉孟伉當年有些舊關係，可以去聯絡；《萬州日報》的主編李春雅，還有一個失掉了關係的紅軍黨員歐陽克明，都說可以動員一批進步的愛國青年來參軍……大家覺得就憑藉這些人多年來集聚的關係，完全可以組成一支巫山、巫溪、雲陽、萬縣等川東九縣的抗日救亡軍，不管是和延安聯絡，還是借雷忠厚的關係，像當年“借路”那樣先開上前線再打出我們自己的旗號，都完全是可能的。大家都說肖中鼎是保安司令，好掩護，由他和竹棲分頭來負責招兵買馬；同時和我一起來對這支人馬進行武裝訓練；有的則因為身上兼有職務，不好出面，就做些暗地的工作；一青和李春雅他們《萬州日報》的人負責造輿論作宣傳，爭取把一切抗日力量都團結到我們這一邊來。
一個月後，雷忠厚來信了，說隊伍已經平安到達安徽安慶，士氣高，軍紀好，沒有逃兵，正等待上面發放給養和武器裝備，還隨信寄來一千元，說是給我做些準備。另有五百元，請我買些藥品，說是有些新兵到那裡水土不合，拉肚子。我長長舒了一口氣，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給曾三姐寫信。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說了許多感謝的話。然後說我現在要出川抗日，這一去生死未卜，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如果有了什麼意外，兩個孩子就託給她了。等孩子們長大了，把真實情況告訴他們，希望他們能原諒不稱職的爸爸和媽媽，做個正正派派的人，才不辜負了我們的一片心意。我把雷忠厚寄給我的一千元錢也隨信給她寄去，作為兩個孩子的生活費用，請她無論如何不要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那樣他們會受嬸孃的氣。更何況我們在家鄉打了那麼多年，敵人對我們恨之入骨，會對孩子斬草除根的。
然後我就和一青一起，到生活書店去買書。這些年來，我雖然也帶兵，但都只不過幾百人，而且都是在山裡壩上打游擊，和小股的敵人作戰。現在要當團長了，帶著上千人和日本人打正規戰爭，人家用的是飛機大炮，射程好遠都不知道，怎麼能夠打仗。好在當時書店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