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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梅俠一邊收拾檔案，一邊往門外張望，最後把箱子都提到了門口，卻又站住了。
梅俠遲疑地說：“詩伯，我們真的要走啊？不等哥哥嫂子了？”
我返了回來，坐在床邊，心裡說：“不，即使真的出了問題，石泉他絕不會成叛徒，我的孩子們也絕不會成叛徒。我得等，就是天垮下來，我也得等他們回來。”
一直等到星期一的晚上，一青和寧君才回來了，一青進屋就往床上一躺，半天不說話。
我不敢問他，就在一邊守著。冬天的風，在歌樂山的莽莽叢林中穿來穿去，發出尖厲可怕的嘯聲。過了好久，寧君終於忍不住了，哇地一聲撲過來說：“媽媽，石泉被捕了，他被叛徒賣了啊！”
我咬咬牙，半天才說：“你們怎麼現在才回來？”一青躺在床上，兩眼望著天花板，喃喃地說：“我們等了他三天。按規定，過了五分鐘人沒來接頭，我們就該走，可是我們不相信他會出事情，就是出了事情也不相信他會成叛徒。我們等了他整整三天啊。我們今天才知道，他那天和我們一分手，就去和山上下來的一個人接關係，結果一走到接頭地點，就被敵人裝了‘口袋’。要是他叛了，我們今天也回不來了。現在，也不知道人關在哪裡，但願不要被送到這山下來。”
我聽了，心裡一顫，梅俠卻輕輕啜泣起來。一青指的這山下，就是歌樂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館。這是兩個魔窟，但凡進去了的人，就沒有出來的。我們起義中的很多同志，就被送到了這裡面，梅俠的丈夫陳作儀，也關在裡面好幾個月了，一點訊息也沒有。
以後的日子很漫長。一青還是帶著寧君，每天走四五十里進城，安排從山上下來的那些同志們的生活和工作。這些人中間，有我們的一些老黨員和骨幹，但是更多的卻是在起義中新入黨的同志和進步群眾，別說是城市鬥爭的經驗，許多人連城也沒進過。前前後後，一青和石泉一起接待了一兩百人，現在石泉出事了，擔子就全部落在了一青身上。這麼多的人要吃要穿要工作，許多人十冬臘月了還穿著單衣，一句話，都得要錢。
一青和我商量怎麼辦。做生意吧，現在物價飛漲，賣出去的錢就買不回新貨來，前一段時間一青也在賣他的藥，實在沒什麼賺頭。想了好久，最後想到現在國民黨剛剛發行金元券，鈔票貶值得厲害，好多人一發工資，就往城裡的米亭子銀元市場上跑，換成銀元保值。再說銀元市場上人多且雜，也好接頭。於是一青就去當銀元販子，成天泡在米亭子去倒賣銀元，回來還拿著銀元跟我講，什麼貨好賣什麼貨不好賣。他指著民國三年出的貨說：“詩伯，你看，這上面袁世凱的眼睛是閉著的，所以叫做‘三年閉眼’，最值錢。要是沒遇上警察來‘圍追堵截’，一天下來也要賺上好幾個呢。”
寧君呢，透過關係，到《國民公報》當了個記者，又拉了些稅務員作陪，去拉廣告。她的勤快加上一青的鬼點子多，每月也能掙上不少的錢。亞彬也下來了，一時沒有合適的事情做，就去賣小菜。每天也不走遠了，就在附近農家買些青菜蘿蔔之類的，挑到磁器口去賣，剩下我和梅俠守家。
我常常在歌樂山的山頂上，一坐就是半天。石泉被捕之後，我沉默多了，腦子裡總是攪著這些年來的許多事情。這是我經歷的華鎣山的第三次起義，從一九二六年到現在，這是第三次了，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這一次的有利條件，都是前兩次不可比擬的。可是結果只打了四十二天，還付出瞭如此慘重的代價。聽一青說，這次失敗是全川性的。孟依他們在下川東率先起事後，即遭敵人重兵“圍剿”，不久川東臨委的委員彭永梧同志犧牲了，他的夫人江竹筠等一大批同志被捕；包括孟伉在內的所有的起義領導人，眼下都成了敵人重賞之下的通緝要犯。接下來那麼紅火的大竹後山，聽說解放區的歌兒都唱上街了，起義也只打了二十多天；到後來敵人牽著警犬搜山，把幾個主要領導都推出來殺了；馮老二他們被敵人圍住之後，也是彈盡糧絕，最後老馮掩護大家突圍，他自己開槍自殺了……
這麼多年來，我們在敵人的心窩子裡搞武裝鬥爭，一直都是隱蔽或者半隱蔽的，而且還得利用敵人之間的種種矛盾，以收漁翁之利。這次不知道怎麼的，看起來轟轟烈烈，大張旗鼓，結果卻是一哄而起，又一鬨而散……正想著，一青帶著兩個人上山來了。其中一個濃眉闊嘴的，和竹棲他們當年在江油的時候就和我認識了，叫黃友凡①；另一個，我不認識，溫文爾雅的，像個學者。經一青介紹，我知道他姓鄧，叫鄧照明②，是我們黨的七大代表。因為當時在四川不算太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