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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為我們相信真心誠意和仔細的計算是彼此矛盾的兩回事，互不相容。既然溫家寶是這麼真誠的一個人，他的一切言語行動也就都是“發自內心”的了，怎能讓“公關”二字給玷汙？
真誠就一定容不下公關嗎？天生的性格與後來加工的設計就一定是矛盾的嗎？從政的政治家明明內向就不能強裝張揚，明明木訥最好就別故作風趣。成功的政治家不該為自己規劃一條違背自己性格的形象道路，相反地，他要在已有的基礎上突出強項掩飾弱點。
所以我們不應該回避溫家寶的公關策略這個話題，反而要從專業政治技巧的角度加以分析。別小看政治報道和政治評論的語言現代化，這也是政治現代化的一部分。
原題為“被神化的‘人格魅力’”，刊於《南方都市報》2007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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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
搞清楚你反對的物件
一提到近日席捲中國各地的反日浪潮，我們很容易就陷入一個思想陷阱：要不義憤填膺地在旁吶喊打氣，全力支援；要不就是站在一邊，抱著懷疑犬儒的態度冷嘲熱諷。以上兩種非此即彼的立場並不足取。此外，當然還有很多論者會同情中國民眾的情緒和立場，同時呼籲遊行人士和部分激烈的“憤青”保持冷靜理性；但又往往失之於缺乏思想的深度，點到即止。究竟我們應該怎樣看這場反日浪潮，又怎樣確切地去掌握在它背後浮現的所謂“日本問題”呢？
讓我們先來看看懷疑各處反日遊行和行動的諸種論點有什麼問題。有些論者（包括我的好友）認為發生在過去一週內的各處遊行只是官方暗中發動的虛假“民間行動”，因為中國政府根本不可能允許真正由人民自主發起的抗議集會。我覺得這種說法實在太過想當然耳，純粹來自對於中國社會的刻板印象，脫離實際甚遠。凡有機會採訪過當年在北京抗議美軍“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集會的記者，都知道那一次遊行不只得到了官方默許，甚至還有學校加入組織，派校車接送學生到美國大使館。可是這一趟遊行卻大不相同，不只沒有官方介入的跡象，甚至找不到一些像樣的組織單位（如“愛國者同盟”），完全是一次由三兩個網友以網上留言和手機簡訊動員起來的“聰明群眾”（Smart Mob）行動。而且幾條遊行路線的設定也是臨時“走”出來的，充滿了隨機應變的色彩及意外。
其實只要看多點內地新聞就知道，這一兩年來由民間發起，但政府事先一無所知的群眾運動不在少數。有的是官方不能容忍的，有的是官方默默接受但又不願正式稱之為“示威遊行”，於是叫做“上訪”和“請願”的。我並不是要說中國政府已經大開遊行自由之門，只是想指出今天的中國的確可能出現既非官方策動，亦非官方可預先阻止的民間群眾集會。最近的反日遊行就是這樣一種集會，只是官方明顯地沒有干預介入。
也有些人強調政府不介入就是一種默許。從1990年代“中國可以說不”的潮流開始，一股勢力愈來愈大的新民族主義就日漸成形，並且助長了所謂的“憤青”現象。在這個過程裡面，官方的確有一定的角色。倒不一定說是積極的倡導，而可以是左右透過傳媒報道資訊的種類和範圍的細緻，就可以構成助力。不過如果過度重視官方的角色，可能就會忽略了民間自主及社會內在的種種因素，可能就會輕視了政府以外還有什麼東西構成了當前民族主義的熱潮。關於這點，我以後還會另文細談，現在暫且不表。
當然，還有朋友提出歷史反省的責任問題，認為中國不能一方面要求日本反省歷史，認真道歉，同時卻掩蓋自己歷史上的失誤。我贊成這個說法，可是在同意之餘也有必要指出，中國自己的歷史懺悔意識不足，不等於日本也自動地不用懺悔。同樣地，就算當前民間反日情緒是由中國官方鼓動，就算北京、深圳、成都和廣州的遊行是由官方組織，也不等於批評日本修訂教科書就是錯誤的。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只是因為“官方默許”和“官方引導”，就要否定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和它所針對的問題。
還有一種看法在內地也相當流行，就是主張“抗日不如自強”。與其罷買日貨，不如先搞好國貨的質量和信譽；與其耗費時間和精力去散佈仇日言論，上街焚燒日本國旗，不如集中精神檢討自己的社會體制，壯大國家實力。這種想法的第一個問題是假設了我們現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強化中國本身，於是可以漠視仍然在世的慰安婦繼續得不到合理賠償，而且還要受到日本新版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