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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戰（2）
當中國官民不斷抗議施壓，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要再去靖國神社參拜；當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六十週年紀念的那一天，日本民眾以破紀錄的人數前往靖國神社致祭——我們很自然地會想到，如果中國的老百姓想在這一天公開追悼在抗戰中死去的平民和軍人，他們會去哪裡？他們能去哪裡？
是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嗎？這尊著名碑石是中國最大型的紀念碑，沒有按照中國傳統面陽朝南，反而為了遷就觀眾向陰朝北，饒是如此，觀眾向它獻花致敬也往往要經官方批准和組織。近兩年來，曾有人民自發向其獻花卻被公安問話阻擋的事例，請注意這些人還不是在特殊的日子去致哀，據知他們只是想悼念抗戰英烈而已。何況人民英雄紀念碑也非專為抗戰而設，它紀念的是“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抗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
所有的死者紀念碑都是一種責任的要求，它把死者的死因與現存者的生活以道德義務的形式捆綁起來，要求生者明確認識自己的活與死者的死有因果關係，要求生者以紀念的方式履行對死者的義務。而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一座典型的無名英雄紀念碑，是現代民族國家用來紀念其創基人，然後凝聚民族認同的常見手段。其無名可以形成一種意義上的空洞，讓民族國家的建立超乎個人行為，訴諸集體的犧牲與經歷。簡單地說，每一座無名的民族英雄紀念碑都在訴說一段故事，一段關於國家誕生的故事，一段現政權合法由來的故事。看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不難發現它表達了一種從無產階級革命史觀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故事。抗戰在這1840年以來的故事裡只不過是一個片段。
那麼八寶山公墓又如何？它固然以紀念個別死者的方式儲存記憶，但一不是專為抗日戰爭而設，二不是囊括所有抗戰英魂。其實比對一下帶有宗教色彩以天皇名義設立，但依然陳列了兩百多萬個靈位的靖國神社與較為世俗化但專為軍人而設的華盛頓阿靈頓國家公墓，我們就會看到中國原來沒有一個專門儲存戰死軍人靈位與遺體的國家級墓園，更沒有一個全面紀念抗戰死難軍民的國家級建設。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最明顯的原因就是怎樣紀念抗戰牽涉中國歷史的敏感問題。請看以下這封決戰前的遺書：“父親大人：兒今奉令擔任石牌要塞防守，孤軍奮鬥，前途莫測，然成功成仁之外，當無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較多。有子能死國，大人情亦足慰。惟兒於役國事已十幾年，菽水之歡，久虧此職，今茲殊慼慼也。懇大人依時加衣強飯，即所以超拔頑兒靈魂也。敬叩金安。”這段慷慨感人的文字，出自胡璉將軍手筆，但他並沒有死在三峽石牌之役，後來還參與過金門古寧頭一戰，是與共產黨交戰過的將軍。對於這樣的人物，共產黨應該如何定位？
自1980年代開始，民間史學界陸續挖掘國民黨軍隊史蹟。近年政局以“民族統一大義”為前提，以對抗“臺獨分裂分子”為要務，大陸媒體重新處理抗日史事的局面就打得更開了。甚至有官員公開說“蔣介石也沒有投降啊，他也堅持了抗戰”。
但對國民黨抗戰的作用作出評論依然很難。抗日戰爭的苦難，是現代中國集體記憶裡的創傷經驗，塑造了很容易激化很容易扭曲的“雪恥型民族主義”。如果要治癒這段創傷經驗，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斷要求日本“認真對待歷史”之外，也得自己認真對待一下歷史。全面放開抗日戰爭真相的研究報道和教育，建立一個國家級烈士陵園，是自我療傷的方法。想要與日本促成全面的歷史和解，首先要自己與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傷口。
從這個角度看來，政府在抗戰結束六十週年的低調舉動，不但無益於歷史傷口的治癒，也落後於民情的要求。不要忘記不只仍有戰爭受害者活到今天，關於那場戰爭的記憶也還留在民間，許多國民黨抗日將領的名字直到今天還在部分地方傳誦。另一方面，特區政府的表現同樣令人失望。港英時期的“重光紀念日”在迴歸之後改稱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但只持續兩年，到了1999年就乾脆取消，為的只是維持《假期條例》裡十七天公眾假期的上限。政府總是想推動愛國教育，難道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推動嗎？
原題為“如何紀念抗戰”，刊於《明報·筆陣》2005年08月17日、2005年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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