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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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1日才能出獄。他沒有去考大學，卻辦起了一個銷售部，以後的10多年裡，他由“中國首富”而成“中國首騙”。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楊小凱去世，牟其中則在1999年又被關進了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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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

我的時代在背後

突然敲響大鼓

—北島：《崗位》，1979年

面對洶湧的就業壓力，最明智的做法莫過於“開閘放水”。中國經濟民營化的必然性，在1979年畢露無遺，順之則存，逆之則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義上，中國民營公司的合法性，是在1979年被確定下來了。在兩年後，它將遇到第一個考驗，而它要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保護還要斷斷續續地進行20年。但是，新的故事真的開始了，儘管開始得不情不願，磕磕絆絆。

在安徽蕪湖，一個目不識丁、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給全中國的理論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

42歲的年廣久在當地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個文盲，7歲開始在街巷撿菸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機倒把罪”①　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出獄後為了維持生活，年廣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從哪裡偷學了一門手藝，炒出來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滿口，慢慢地出了名。這一年，他想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親被街坊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於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掛出，沒想到因為特別竟引來一片叫好聲，他的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到秋天，別人幫他一點數，居然有了12個，這下子捅出一個大婁子了。

年廣久生意好，本來就讓四周的人眼紅，現在他請的僱工居然有了12個，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的那個著名論斷：“僱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於是，“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安徽。這場爭論好像沒有在當時的公開報紙上出現過，但是，在政府官員中卻流傳甚廣，“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僱用了12個人，算不算剝削？”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題流轉在全國各地，爭論，辯護，###，一場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特徵的大辯論開始了。

很顯然，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中，年廣久的剝削性質是毋庸置疑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中，曾經明確地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他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僱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是為資本家。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如今，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居然僱工12人，其性質幾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資本家，說了誰也不信，但用理論一套卻還真是的。在鮮活的現實面前，“經典”終於顯出它的蒼白和尷尬來。如果年廣久的傻子瓜子應該被清除的話，那麼，“家庭副業”怎麼能夠發展得起來？難道所有的工廠人數都必須控制在7個人之下？“傻子”出的這道難題，讓全中國的理論家們爭辯得面紅耳赤。

事實上，在當時中國，年廣久絕非孤例。對於剛剛開業的10萬工商戶來說，僱工數量是否應該限制，到底能不能超過八個，已經從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直接衍變成了實際難題。在廣東高要縣，一個叫陳志雄的農民承包了105畝魚塘，僱長工一人，臨時工400個工日，當年獲純利一萬多元，這在當地引起一陣激辯。在廣州，一個叫高德良的個體戶，下海創辦“周生記太爺雞”，做了不到半年就僱了六個幫工，被社會上指責是剝削，他很不服氣，寫了一封長信上書中央領導人，反映放開僱工等問題。1979年底，任仲夷到廣東任省委書記，發現廣東的個體戶相當多，僱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幾百個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辦？他也很苦惱，當時就要廣東社科界“好好研究”。

這場大辯論要一直持續到1982年，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已經僱工105人，日產瓜子9　000公斤，賺的錢據說也過100萬元了，關於“個體戶到底僱幾個人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