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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君王貴族。”
我在《破碎》中還說：“這可能永遠是中國作家的恥辱。中國的作家很少表現人的內心世界，更沒有將人的內心感知創造出一個跟外界同樣強大的認知王國。寫作在中國作家筆下似乎完全成為遊戲，一種表白自己處於優越地位的工具。”“中國文字過早地為國家（王朝）權力征用，它本來比類天地萬物，卻在權力的控制裡越來越枯瘦、灰暗，它不屬於引車賣漿之流。它穿透不了規模、權力、人心，而依附於專制生活，狐假虎威，為虎作倀。最終這些乾枯的文字反制人心，使得出身最底層的人接觸了它，也會忘記自己的來路和去處，忘記自己生於世間的道義德性。甚至那些民眾或貴族們在罪苦的縫隙，所發出的微弱的呼吸，所喊叫出來的話語，都如同狂風中的落葉，從來沒有成就出一個絕大的不可逾越的世界。”“中國文明要活畫出它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是難的。中國文明要成就出一個自由獨立的人來，是難的。西方的思想家觀察到，在中國文明裡，只有君王一人是自由的；這其實仍是假象。在中國，從聖賢到皇帝，到販夫走卒，沒有人超越了他的人倫秩序，而獲享真正的自由。”
儘管一再有人總結漢語作家的成就，總結中國散文的輝煌，但這些成就在經驗並表達中國人的生存方面是可憐的。那麼多的散文作家，卻少有站在國家社會層面、站在歷史的維度上的精神人格，少有作家站在人生正義和社會正義的維度上說話，少有作家為我們提供中國人生存的個人正義和社會正義，少有作家表達我們中國人的現實關懷和終極關懷。
因此，中國文學，儘管每隔一個世代會有一次新生旅程，如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文學號召，如改革開放時期的現代派文學追尋，但這些文學最終走上了迷途，成為文明的反動、專制的幫閒幫兇。這其中，最為嚴重的，莫過於文學透過假象而毒害了國民的心智，使得在管制和異化的雙重侮辱和損害中的國民無能自覺，認命地接受了叢林法則、社會達爾文主義、存在即合理等奴性思維和順勢思維。歷史學家觀察到，中國現代轉型的每一次啟程，文學率先吶喊，成就卻不敢恭維。社會學家揭示出，中國現代轉型的制度建設，每一次國民平等、共和式的制度磨合，結果最終在制度未定型時先定型了社會結構：上下分層，人分三六九等，如《動物莊園》一書中最後的法律：所有的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它動物更加平等。
以此反觀我們當代中國，經過三十年的經濟建設，社會結構早已定型，而制度建設仍遙遙無期。即以改革前的城鄉二元結構中的農民階層為例，今天的中國農民不僅在一世代的時間內沒能突破二元結構的壁壘，而且在行政框架變本加厲的管制下，又增添了資本壓迫、知識異化的人生困境，於是，這個大陸中國的賤民階層，幾乎被永遠踢到了小康更不用說現代性的門檻外面。今天，列入中國八大或十大階層中最具人口優勢的農民，其社會結構定型的現象已經觸目驚心，更令人心酸的乃是其心智的定型。在文學中國的幫忙幫閒裡，農民階層註定是一個節日裡的喜劇物件，是一個天生與現代國民待遇有別的粗鄙、無教階層，是一個精氣神完全敗落、無能自主、而必然被代表者，是一個有著不為外人所知卻可為外人欣賞、玩味的農家樂物件。而在這一心智定型的中國生態裡，各個階層彼此隔離、相互歧視甚至抱有敵意，各個階層各自則有自我認知障礙。
這種心智定型的現象是驚心動魄的。用我的類人孩概念，這意味著定型的中國國民在人類進化的階梯上停步不前，他們心靈封閉、自以為是，難以溝通。因此，我們以現代文明的眼光打量同胞，不免發現一些階層的返祖、退化，而且他們成為叢林的物類，成為殘忍的化身。甚至從代際上說，五四新青年們比他們的孫子孫女一代人，要開放百倍千倍；而80年代開始表達的野夫，比新千年的網路新新人類們要博愛、寬容百倍千倍。三個世代的現代轉型，都以開放、融入國際大家庭、為世界做貢獻、迴歸人類文明主流等精神宣示他人，卻一再地向他國宣戰、以流氓無賴手段叫嚷反擊了“反華勢力”，事實卻光棍般地“光榮孤立”，就分別有義和團、紅衛兵、左憤和右憤的新新人類網民作祟，在“中國劫”中充當了殭屍魅影。
七
在最近一次的現代轉型裡，我指的是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即向右轉的“中國劫”中，最初的個性解放、文化啟蒙早已發生了變異。在我們大陸中國各個階層的心理結構深處，國家大於個人，個人利益最終依附國家利益，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