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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感覺民間確實對新法有怨言。王安石則引《尚書·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諮”之語，指出即便是作為自然現象的冬天大寒、夏日下雨也會引起某些人的埋怨，欲有大作為，想沒有一個人反對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有人反對就馬上罷手更是不可取的，如果事事受制於流俗，就“不能一有所立，以為天下長計”。
這段記載出自司馬光的傳聞，倒也不可盡信。王安石欲懲治不行新法者是真，而後半段則包含著有意的誣謗，如言神宗謂民間頗苦新法，又言王安石有意要脅迫皇帝，奏請啟用章惇、趙子幾等皇帝素不喜者以加強自己的權位等。司馬光之意，不過是想說神宗也明白新法不便於民，只是為王安石挾制，不得不勉強從之。而王安石則一意孤行，根本不管民怨沸騰，力排異己、強行新法。
王安石對於“能令政必行”的商鞅非常欣賞，對於反對新法者主張明正律令。據《長編》卷二百一十，當神宗對人情紛紛表示憂慮時，王安石則強調治國御眾不能一味以寬，即使是像堯那樣以寬厚著稱的君主，也會流共工、放驩兜，而呂公著就是像共工一樣的反對變法的首惡，皇帝卻對他一再容忍，不肯明示其罪，如此一來，天下人皆知朝廷沒有綱紀，小人氣焰就會更盛，怎麼會不導致邪說紛紛的局面呢？陳襄、程顥等人專門黨同呂公著，根本沒有輔助朝政的真心，只是幫助呂公著誹謗常平法，而對於其他該言的天下不如理之事和人臣為奸之狀，卻無一言道及。如此之輩非但沒有受罰，反而加官晉爵，還稱其平實。這樣的小人，如果依附呂公著得志，則天下之利皆歸此輩，即使不能得志，也受到了皇帝獎賞。既然反對變法進退都有利，天下小人又怎麼會不跟著起鬨。
王安石好先王之道，故以堯流共工、放驩兜為例，說明即使為政以寬也應當有度，主張對於呂公著、陳襄、程顥、張縉等反對新法的人不應過於寬容。神宗對反對新法者每示優容，王安石認為如此賞罰不明，小人就不會退聽改悔，朝廷綱紀就會大亂，這樣不僅不會讓小人感朝廷寬容之恩，還會以為皇帝可欺，更會變本加厲地反對朝廷法令。因而明示賞罰、進賢抑奸是令流俗為之消退的唯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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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流俗開戰（4）
流俗之輩往往用所謂天變、祖宗之法、人言等作為武器攻擊新法，王安石則對此堅決反擊，以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儘管他並未明確說出這三句話，卻是完全贊同其精神的。流俗以此為王安石之罪名，王安石則以此為榮，表明雙方的立場是針鋒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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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變不足畏（1）
藉口天象變化來反對改革是保守派的一貫策略，也是流俗之輩的拙劣表演之一。在變法之初，保守派便紛紛抬出這一法寶對變法和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進行猛烈攻擊。呂誨在《論王安石疏》中指出：
方今天災屢見，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
呂誨以因循保守、一無施為為是，故對王安石“唯務改作”引以為罪。他將政事比作水，以為安靜則能澄清，攪動必會渾濁。天變地震，人情擾動，宜以安靜待之，不可再事更張，因而像王安石這樣好改作的人不應再居朝廷，宜加貶謫。反對新法的人在這一問題上持的是同樣的論調。如富弼罷相放外任時也向皇帝進言，提出王安石進用小人，因而天變示警，“諸處地動、災異”，所以“宜且安靜”。翰林學士範鎮也上疏稱“天雨土，地生毛，天鳴，地震，皆民勞之象也。惟陛下觀天地之變，罷青苗之舉，歸農田水利於州縣，追還使者，以安民心而解中外之疑”。御史程顥亦道“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這些人反對新法的根據如出一轍，都是天變地震，民情擾動，因而提出最好是“安靜”，所謂“安靜”，就是盡廢新法，一切照舊。
保守派的理論根據非常簡單，就是天人感應說。中國傳統注重天人合一，這一觀念源於人類早期的混沌思想。當時由於民智未開，人們對於自身及外界缺乏明確的分辨能力，因而天真地以為人與天、人與自然是一體的。由天人合一又伴生了天人感應說，既然天與人是一體的，自然會相互聯絡、相互感應。原始巫術和原始宗教的理論根據就是天人感應，星佔、龜卜等都是將天時與人事、物與人的聯絡片面化，視偶然為必然，以個例為普遍。天人感應說可謂古今中外一切迷信的源泉，其理論依據和思想價值都不足道。
孔子對於前代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