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自珍的風雨人生

第9部分 (第3/4頁)

伍，也是革命的隊伍嘛！”

的確，毛澤東上山以後，王佐參加革命的思想穩定了，一條心跟著共產黨鬧革命。半年後，1928年上半年，紅軍第二次去湖南作戰前，王佐在茅坪的一個廟裡入了黨。他入黨後，非常高興，逢人就愛說：“我現在也成了掛牌子（取得黨員稱號）的了。”對於王佐的入黨，毛澤東也很高興。有一回他對王佐說：“我們現在更加是同志了。”當時，國民黨有的書刊把袁文才、王佐寫成土匪，把他們領導的，已經改編為自衛軍的隊伍仍稱作土匪隊伍，這完全是有意歪曲。怎麼能把共產黨員說成是土匪，把由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說成土匪隊伍呢？在毛澤東沒有上山之前，山上就有黨的組織，支部書記便是賀敏學。

以後，毛澤東把袁、王的隊伍改編為紅二團，團長是袁文才，副團長是王佐，團黨委書記是賀敏學，黨代表是何長工。黨代表與後來的政委一樣，要服從黨委集體領導，但行政上團黨委書記要服從黨代表。當時為了搞好團結，多安排幾個職務。

幾十年後，賀自珍回憶起袁文才、王佐被紅五軍誤殺，還是那樣憤憤不平，一講起來就滔滔不絕。她說：

“1930年，袁文才被錯殺，王佐不幸犧牲。事後，毛澤東聽到這訊息，心裡很難過，多次批評這種錯誤的做法。他說：‘不應該把他們當土匪對待，不應該這樣對待這兩位同志，他們都是要革命的。’”

“有的人把袁文才這種深沉寡言的性格描繪成奸詐、詭秘，這是不對的。我同他們的接觸較多，瞭解他的為人。他自己一生的行動都表明，他是熱愛革命、忠於黨的。他對毛委員和他率領的革命軍上井岡山是真心歡迎的，對黨的領導真心擁護，對革命沒有兩條心。袁文才很聽毛澤東的話，他公開對很多人說過：‘我就聽毛委員的。’”

“當然，袁文才和王佐的隊伍，主要的成員都是農民。他們身上帶有濃厚的農民意識和散漫作風。特別是在大革命以前，他們還沒有改編為農民自衛軍，確實都是綠林好漢。因此，在他們身上，保留了較多的不講原則、只重個人義氣的俠客思想，這些是需要進行教育和幫助的。”

“從我上山後的觀察，即使在毛澤東沒有上山之前，在袁文才、王佐的隊伍裡，也是有一定的紀律的。特別是袁文才，對自己的隊伍管得比較嚴。他們不搶（老百姓）、不嫖、不賭、不調戲女人，隊員不許隨便下山。正因為他們隊伍的紀律比較好，才得到當地群眾的擁護，在井岡山站住了腳跟。”

“事實上，當時不僅是袁文才、王佐的隊伍有農民意識，即使是紅一團，相當的一部分成員也是農民，同樣存在著多種錯誤思想。當然，他們直接在毛委員的領導下，受教育的時間長一點，同袁文才、王佐隊伍是有程度不同的區別。我想，毛澤東正是看到這兩支隊伍要革命是本質的一面，才對他們加以肯定，同時又對他們的缺點和不足之處，進行耐心地教育和幫助。”　txt小說上傳分享

歡迎毛委員上井岡（5）

初識毛澤東

革命軍第一團是在1927年11月上山的。上山的那天，革命軍以一面紅旗為前導，列隊來到步雲山。事前，革命軍送給自衛軍的槍支，袁文才和王佐都分給士兵了，還轉送了一部分給山上的老百姓。山上的群眾為了自衛，許多人家裡都有槍，也會打槍。戰士和群眾拿到了新槍，那個高興勁兒沒法說了，所以，工農革命軍上山，袁文才、王佐的隊伍都出來迎接，老百姓也自動出來歡迎，情緒異常熱烈，這是井岡山上從來沒有過的情景。

大部隊上山以後，在毛澤東的安排下，一團的政治工作人員開始對袁文才、王佐的隊伍進行政治思想工作。他們在老百姓的家裡。辦起了訓練班，把袁文才、王佐這兩支隊伍中帶兵的人請了來，輪流進行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每個訓練班二三十人，一個月學習幾次，每次一兩個鐘頭。一團的政工幹部輪流給訓練班講課，毛澤東有時也親自去講課。一團的軍事幹部還幫助袁文才、王佐的隊伍練兵，地點就在步雲山。毛澤東曾派出政工幹部到這兩支隊伍中去做政治工作，加強隊伍中的政治思想領導。

毛澤東最早親自制定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就是在井岡山時期，針對部分戰士中的一些不良思想傾向，從正面進行教育而提出來的。

革命軍黨組織對袁文才、王佐隊伍進行的政治教育工作，對於提高全體官兵的思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袁文才對黨的革命原則的認識，有了提高。他手下有兩個下級軍官，對紅軍的做法有牴觸，還留戀過去自由散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