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自珍的風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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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留下，只把事先準備好的二十塊銀元，放到大嫂的手裡，說：

“麻煩你把孩子撫養大，日後我們會回來接她的。”

送走孩子以後，她心裡有些難過，覺得周圍零零落落，極其冷清，但她沒有落淚。當時，她還有個樂觀的想法，以為紅軍常在這一帶活動，見面是不困難的。毛澤東回來後見孩子不在了，問起這件事。賀自珍回答得很爽快：

“我送走了。”

毛澤東點了點頭，拍了一下賀自珍的肩膀，沒有說什麼。

也許那時他們夫妻倆都認為，同女兒的分離是暫時的，不久又會見面。他們哪裡想得到，那一次竟是同親生女兒的永別。

1932年4月，紅軍再次開啟龍巖，賀自珍回到這個縣城。她忙著為軍隊籌糧籌款，也沒忘記要去看望自己的女兒。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按照賀自珍的講述，找到舊日寄養孩子的大嫂，打聽孩子的下落。可是得到的答覆是：孩子已經不在人世了。

乍一聽到這個訊息，賀自珍半天沒有說出話來，愣愣地坐在那裡。她這個僅僅做了二十天的母親，不禁產生了惆悵之情。她覺得對不起孩子，如果不是自己忙於革命，這個孩子能夭折嗎？毛澤民的愛人錢希均勸慰她說：

“不要太難過，為了革命，我們只能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

事實上，賀自珍也沒有更多的時間沉浸在兒女之情中。有多少工作等待著她去做呀，幾千人的隊伍的籌糧籌款工作，發動群眾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權，這都是紅軍政治工作人員的任務。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不多，一個都要頂幾個用。艱苦的環境，複雜的鬥爭，佔去了她全部的精力，她無暇為女兒的事多傷感。她很快把這件事丟開了。

許多代表不投毛澤東的票

紅四軍建立了贛南和閩西的根據地，軍隊有了新的落腳地，生活安定了一點，不再過那樣前無住所、後有追兵的日子，但是，新的矛盾又發生了。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朱、陳與毛澤東意見分歧（2）

紅軍經常走州過府，世面見得多了。軍隊籌糧比過去容易，戰士的生活也比在井岡山時好過多了。另外，一批國民黨的俘虜兵加入紅軍的隊伍裡來，他們壯大了紅軍的力量，同時也帶來了舊軍隊的舊作風。紅軍原來的隊伍，主要是翻身後獲得土地的農民，他們一部分是帶著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來到革命隊伍的。當時，紅軍還處在初創時期，雖然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軍隊設有黨代表，建立了黨支部，抓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這方面的工作仍然比較弱。毛澤東說過，紅軍發展了，思想問題也發展了。在紅軍的隊伍裡，享樂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絕對平均主義、軍閥作風等等，不斷蔓延滋長。這些錯誤思想，削弱了黨的領導，反映到紅軍一部分領導幹部身上，表現為軍事方針政策上的分歧。

這時，黨內第一次“左”傾路線已經形成。中央在3月給紅四軍前委來了一封信，無視敵人還很強大的現實，作出了革命已經走向高潮的錯誤判斷。他們認為，實現邊界的武裝割據，是保守觀念，是失敗主義的表現，紅軍應著眼於全國的勝利，在全國勝利的前提下，奪取一省、數省的勝利。他們要求紅四軍，把隊伍拉到廣東、廣西去配合那裡的武裝，建立以廣東為中心的勝利區域。由於敵人的封鎖，交通不便，中央這封信到達時，已經是6月了。這封信成了導火線，把毛澤東和前委一些同志的不同意見，表面化和尖銳化了。

當時，毛澤東正在長汀生病，病得很厲害。他原來就有惡性瘧疾的根子，這次不僅是瘧疾發作，還可能有其他病，根據地醫療條件很差，診斷不出來。他開始發高燒，燒退以後，只覺渾身痠痛，兩腿無力，行動困難，連大小便都要賀自珍攙扶。他在病中，仍惦記著紅軍的問題，打算透過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讓大家坐下來，把這些問題研究研究，統一思想。於是，他抱病來到龍巖，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

那時候，在根據地內，有相當一部分人，醉心於過激的言辭，鼓動人心的口號，有的人還一心想開啟更大的城市，過更好的生活。中央的這封信，正迎合了他們幼稚的“左”傾思想，因此，他們完全接受了這封信。

在黨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處在孤立的地位，他艱難地做大家的工作，反覆說明，廣東、湖南地主買辦的勢力較強，我們丟掉福建去打廣東，這是盲動主義。他提出，應該安下心來，做艱苦的鞏固根據地的工作。但是，有的人不喜歡聽這一套，甚至厭煩這一套，分歧的意見無論如何也統一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