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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摸黑下山了。戰場還沒有來得及多打掃,一路上不時碰到敵人的屍體。她們翻山越嶺,尋找紅軍的蹤跡。在群眾的指點下,她們終於找到自己的隊伍,這已經是第二天的黎明瞭。
毛澤東看到她們平安歸來,又驚又喜,詼諧地說:
“通訊員向我報告說,親眼看到你們被炸彈炸死了。我還打算戰鬥結束後,為你們開個追悼會。你們這是人回來呢,還是鬼回來了?”
在場的人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賀自珍說:
“我們不但人回來了,檔案箱也平安回來了。”
他們這對患難夫妻,每天在腥風血雨的戰鬥中生活,負傷、死亡隨時都可能降臨到他們的頭上。他們已經習慣於這樣去關心對方:在一場激戰之後,打聽一下愛人是生還是死,是否平安歸來。他們對可能發生的不幸都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所以,在他們之間,生呀,死呀,就成了表達對對方關切的常用語了。
事後,毛澤東對賀自珍說:“我還以為這回連你的屍首都找不回來了。敵人要是認出這是我的老婆,還不拿你的頭去邀功請賞呀。”
巧解百姓家事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圍剿取得勝利後,中央根據地得到了擴大和發展。11月,在瑞金縣的葉坪,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革命有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賀自珍同毛澤東在葉坪過了一段難得的平靜的生活。
那時候的所謂平靜生活,絕沒有安逸、舒適的意思,只是暫時沒有槍林彈雨的威脅罷了。他們在葉坪的生活,仍然是很艱苦的。
他們剛到達的那天晚上,來到部隊為他們定好的房子,進屋一看,屋子裡除了幾個盛穀子的空籮筐以外,一無所有。還是警衛員向群眾借了塊門板,架在籮筐上當床鋪,他們才住下了。
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後,擴大紅軍的任務非常繁重。16歲以上的青少年都是動員的物件。賀自珍除了管理機要檔案以外,還經常到附近的村莊做擴紅的工作。她穿著一身淺灰色的軍服,戴著嵌著紅五星的軍帽,身上揹著一個竹斗笠,腿上打著綁帶,來到群眾中間。她同當地的幹部一起,召開各種型別的茶話會、座談會,把青壯年、老婆婆、小媳婦分別請來,宣傳擴大紅軍的重要意義。她還挨家串戶,針對不同人的思想,細細地做工作。
村婦女幹部劉香發的丈夫楊榮連,在她的動員下參軍走了。有一次,楊榮連生了病,醫生開了個假條讓他休息十幾天。部隊離家不遠,他回家養病來了。賀自珍知道這個訊息後,就常去看他,問候他的病情。當他病好歸隊時,賀自珍又去送他,從鄉里一直送到區裡。楊榮連很受感動,說:“賀大姐,你放心吧,我回部隊後,一定努力打反動派,保衛中央根據地。”
彈雨槍林生死情(4)
村裡相當一部分青壯年參軍去後,許多家庭剩下的是老弱婦女。蘇維埃政府要求軍隊和政工幹部,每週抽出一天或兩天時間,幫助烈軍屬勞動,同志們把這一天叫做“禮拜六”或“做禮拜”。
毛澤東工作很忙,仍然儘量抽出時間參加“禮拜六”的活動。他經常戴著當地群眾最常用的斗笠,到烈軍屬的田裡幹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種農活他都幹過。
這個“禮拜六”,賀自珍是必過的。她有時上山替烈軍屬砍柴,有時同毛澤東一起下田幹活。
葉坪村有戶姓楊的人家,有兩兄弟,哥哥參軍去了,弟弟是個聾子,上面還有個老母親。賀自珍看到他們有困難,對他們照顧非常周到。她不僅在“禮拜六”到他們家幫忙,平時有空也去。挑水、燒火、掃地、補衣服、洗衣服,樣樣活都幹。老婆婆很過意不去,賀自珍卻笑著說:
“你兒子為革命走了,家裡事沒人幹,我幫點小忙不是很應該嗎?再說,這也是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處誇讚賀自珍:“這個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個兒子,又來了個女兒。”
在中央根據地,群眾對結了婚的女同志,尊敬地稱為“同志嫂”。這位老婆婆真把賀自珍當做親女兒對待,家裡有什麼好吃的,都想著她。她知道毛澤東一家喜歡吃紅薯,紅薯剛下來,就煮了一鍋請賀自珍吃。臨走時,老婆婆又包了一包要賀自珍帶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後說:“老百姓吃糧有困難,紅薯是頂糧食吃的呢。”他讓賀自珍把他們的飯盛了一大碗,送給老人。以後,他們家有什麼好吃的,也總要給老人留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