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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少這種人；我們每個國家都需要他們，總統先生。即使曉得我們國家裡有這種人，我們也不會去惹他，對嗎？”
“這我完全瞭解。”總統的確是瞭解；對方話中的含意非常明顯，彼此都不要去動對方國家的人，才能禮尚往來，相安無事。“這個人能告訴我們哈洛克在哪裡嗎？”
“他可以告訴您卡拉絲她在哪裡。這才是您所需要知道的。可是貴國必須讓他了解，他沒有受到任何威脅。”
“我只會派一個人去找他。也只有這個人曉得他的身分，請放心，我說話算話。”
“好吧。我必須先告訴您，我對他僅限於資料上的瞭解而已。他曾是二次大戰的殘存者，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才被德國納粹從集中營放出來。”
“放心好了，我們對他會盡量給予尊敬的。請告訴我他的大名。”
“韓德曼。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
坐在白宮地下戰略指揮中心會議室的三個人，仔細而專注的傾聽著助理國務卿貝弗所做的調查報告。他以單調的聲音，把國務院五樓中涉嫌的十九名人士，於“布拉瓦海岸事件”發生的那個星期裡他們的行蹤，一一報告了出來。
當報告結束之後，三位聽他報告的人臉上，都顯示出一種深沉的痛苦與憤怒。
“那麼，這十九名你早上說的人裡面，哪五個人才是真正不見了的？是哪五個人？”
“那個到醫院去打胎的女人。她丈夫到海牙開會已經有好幾個月了。兩個人分開了很久。顯然，她是有了外遇，才懷了孕。”
“一個女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海雅中將說，“那到底她是不是真的有住院打胎？”
“的確是有。”
“另外還有哪四個？”
“兩名駐墨西哥使館的參事。他們當時是奉召返國述職，同時給予外交政策上的新指示，可是等述職完畢後，一直到下一個月的五號，才回到駐在國的新墨西哥市。”
“為什麼？”
“去度假了。都是帶了家眷去的。一個是去了弗芒特市的度假中心滑雪，另一個是到加勒比海。兩家人的確都曾去，我們查過他們信用卡簽帳的記錄和筆跡，都是真的。”
“還有哪個？”總統催道。
“亞瑟·皮爾斯。”
“皮爾斯？！”中將吃了一驚，“那個在聯合國的傢伙？”
“是的，將軍。”
“這不太可能吧？我可以和布魯斯向你打包票保證，這個人應該沒有問題才對。”
“對啊，麥錫也會舉雙手贊成的，”貝弗同意，“老實講，國務院中真正唯一與麥錫沒有交往的人，可以說只有皮爾斯一個人；我不曉得還有誰。麥錫當初把他放到聯合國去，還是去年的事，本來皮爾斯是在‘國家安全會議’服務的，才工作了沒幾個月，就被麥錫派到紐約去了。”
“而這個人，我當年曾經叫國防部儘可能的挽留住他，”老中將說，“我本來一直想把他留在陸軍的，他是個奇才。可是卻因為打厭了越戰，才不想再當軍人的……唉，留不住人，有什麼辦法？”
老大使布魯斯的上身，也往椅背上一靠，說，“我也非常瞭解皮爾斯這種人。他當年是因為另一個在外交界服務的外交官，特別向我提起他這個人之後，我才開始注意他的。我想他後來進入國務院工作，主要還是因為我大力推薦的關係。這個年輕人可以說是今天所謂‘平步青雲’的少數例項之一——從一個愛荷華農家子弟開始，學歷斐然，許多大公司都爭相延聘過他。我後來說服他到國務院中工作，雖然他還相當年輕，可是假以時日，他的前途末可限量。他是我們美國一個典型力爭上游，少年有成的例項——你憑什麼可能會認為他與蘇聯有所牽連呢？”
“我並未特別指出，他比別人有更大的嫌疑，”貝弗說，“亞瑟·皮爾斯是我的好朋友——而且這年頭我朋友沒幾個。我本人也視他為國務院的翹楚人物——是最最優秀的人之一。然而，朋友歸朋友，我仍然必須照報告來談這件事。這件事只有我一個人在處理，連我秘書都不曉得。只有我。”
“你由什麼訊息上，認為皮爾斯有嫌疑呢？老天，假如他有嫌疑的話，美國還有什麼希望？”
“是由聯合國的聯絡記錄簿上發現的。我目前所獲得的資料顯示，在去年十二月底的最後數天，和今年一月初的前三天——也就是‘布拉瓦事件’發生的那前後一星期……皮爾斯並未出席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的四次‘中東小組’會議。當然，這麼一來，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