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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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痛苦，看來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歷史悠久的課題。一邊是“左”的壓力，一邊是科學的真理，不講話不行，講真話不敢，說違心的話不情願，於是除了決心“喚回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霞光”的支部書記楊昌明，和當年為右派鳴不平而“自投羅網”的右派室主任吳天湘光明磊落、仗義執言外，大多數與會者都採取了“前王朔”式的態度，或“批評青年奇裝異服、痛斥電影胡編亂造”；或大談訪日見聞以證明資本主義的腐朽；或批判重慶燈會的崇洋媚外，避實就虛，避近就遠地抵制、應付三天的會議，來保護自己，保護同志，保護學術研究的科學性。諶容用了“字斟句酌的表態”，“離題萬里的表白”，“不著邊際的聯絡實際”，“故作小心的檢討”，“貌似真誠的坦率”，“眉飛色舞的謊言”和“熱烈的廢話”這些相反相成的詞構成的片語，高度概括、維妙維肖地表達了知識分子式的狡黠，準確地刻畫出中國知識分子“外圓內方”的傳統特徵。“方”固然是可敬的，這使吉子寬未能真正達到預期目的；但諶容也透過吳天湘的言行對世俗所認可的“適度的變通”、“無傷大雅的圓滑”的消極面進行了批判，這對知識分子乃至全體國民的文化性格的改造，至今仍有著強烈的警省作用。

如今這部“問題小說”中的主要“問題”對處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氛圍中的讀者可能已失去了政治的震撼力，但它的可讀性並沒有減弱，我看到一些1982年時還是幼兒園小兒的青年仍能把它當作一出喜劇玩味欣賞。書中的人物沒有完整的性格和命運，但他們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強烈鮮明，潛臺詞豐富，令人過目難忘。因被打成“特嫌”而變得唯唯諾諾的張維，每次會上都要第一個結結巴巴艱苦地發言，兩膝緊並，身子前傾，瘦骨嶙磷，粵味普通話，即使他說出要“自己整自己的風”，“自己搞自己的運動”這樣的話來，全室同仁念他的“老實巴腳”，又提到“黨員標準”等等“嚴肅”的事情，也暗自感激他的長篇發言“救了”大家的“駕”，所以全部都有教養地“正襟危坐”，“有禮貌地聆聽”。而張維再緊張也不失學者的嚴謹，十分注意“英明領袖華主席”和“黨中央、華主席”云云提法的區分。而會議冷場時吳天湘埋下眼吞雲吐霧，葉菲研究秦童童毛衣的編結技法，西服革履、風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朱盛以少有的殷勤給大家提壺續水，都受各自性格的支配以不同的方式表現了迴避和掩飾的心理。當事人許明輝被迫說出自己的文章“有錯誤”時的臉上一紅，“不覺朝”剛正不阿的吳天湘投去的“一瞥”沒能逃過諶容的眼睛；而結在腦後的長髮一甩一甩的秦童童，嬉笑怒罵，童言無忌，被作者賦予“高幹”出身、“知青”資歷的背景和依據。我由衷欽佩作者對生活觀察、感受和表達的非凡能力，特別是她駕馭語言的功力。書中人物的語言（和行為）是充分個性化的，而作者自己的敘述語言，也都在詞彙、句型、語氣、風格上同她所描繪物件的情味完全吻合。

諶容發表於1985年第三期《收穫》上的《散淡的人》中的楊子豐，同吳天湘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他的剛正不阿，他的光明磊落，他的襟懷坦蕩，以及被社會溢之為“恃才做物”、“孤芳自賞”的那些知識分子的特徵，比吳天湘表現得更充分、強烈、鮮明；而且也許是因為他沒有被打成右派妻離子散的遭遇，或者更因為他是除了真理別無他求的散淡的人，他比吳天湘少了些深思熟慮而鋒芒畢露、落拓不羈。

1985年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從這一年起，開始了文壇上多元化的“戰國時代”。在這一年裡，人們幾乎是要言必稱《小鮑莊》、《你別無選擇》和《透明的紅蘿蔔》；發表了“尋根”宣言的青年作家們在老井裡、棋盤上和刑天氏的後裔當中挖掘著我們民族傳統的優根或劣根。創作面貌千姿百態，若說有什麼共同之處的話，那就是不同於此前引起社會轟動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不再所謂“粘滯”於現實，政治色彩也大大減弱。但諶容筆下的那群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她一樣是政治化了的，他們的一生都在政治的風浪中顛簸沉浮。然而誰能說中國的政治不體現傳統文化的特色，作品中的文化意蘊只是“尋根派”小說的專利呢！諶容十分巧妙地安排了一場年近古稀的老友們的聚會，大家在一起談天說地，論古道今，這既描繪了知識分子生活中的典型情景，又用簡煉的筆墨彙集了高密度的審美資訊量，還利用讀者信奉的“酒後吐真言”的規律真實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內心世界。這群人三句話不離政治：談到宴會男主人的戒酒，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