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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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雨陷入了現代人生存的困境之中。她不得不在對一個有婦之夫的熱戀裡苦苦掙扎，在行為方式上屈從於文明性道德的壓抑——她和他沒有握過手，僅有過一次在毫無詩意的初春的夜晚彼此離得很遠的默默的散步；他們相約要彼此忘記，懷著恐懼躲避著“我愛你”的情不自禁的發抒；她只能把徹底忘記愛的希望寄託於時間與空間的遷延之中。然而，愛慾中蘊積著的熾烈的生命活力，頑強的生存意志，使那份背逆文明性道德的愛反而化為壓不住割不掉剪不斷的痴情深藏在心底，並且以純情的形態在幻覺中和物戀裡被深化和強化，“就跟一棵大樹一樣，它的根越來越深地紮下去，要拔掉這生了根的東西實在太困難了”。她外出歸來，孤零零地站在月臺上享受被他接站的幻覺；她把筆記本當作他的替身盡訴衷腸；她像中了魔症一般戀著他送的一套契訶夫小說選。這種精神之戀不僅越出了倫理的樊籬，也超越了生死。他的辭世並沒有中斷她在筆記本上的衷腸獨拆，使尋常意義的象徵在此獲得了強大的繫戀力量。那套契訶夫小說選亦作為幻覺中愛情的信物同她的靈魂一起進入天國安息。為了不影響另一個人的生活而割捨自己，是文明性道德之下良知的趨使；因為割捨了自己又無法抗拒愛慾中燃燒的生命活力，把現實中無法兌現的愛繫戀於幻覺與實物便成為鍾雨唯一的選擇。鍾雨的純情在某種意義上是文明性道德巨大壓抑的產物，它藉著一種神秘的人性力量與深度所昭示出的愛的心靈價值，標明瞭文化在殘酷中建立的偉績，對於這一點，早已有智者議論過。

一位叫傑蓋塔·霍克斯的女性在《地球上的人類》一書中指出：“有這麼一個物種，從貪慾好色的無尾猿派生而來，現在生活在從小彩蛾到飛猛獁所有生靈都能自由放任，隨意交媾的世界上。唯有這一個物種，把未免過於殘忍的清規戒律強加於自己的每一名成員身上。且不論這種集體意志從何而來，它反正強施這些限制。而人也就將此限制視作神祉的旨意而接受。亂倫十惡不赦；越來越令人敏感的行為。精力情感被禁錮，被貯藏，因而得以增強，為創造文明具備了條件。”

弗洛伊德在《論愛貶值的一般趨向》中也寫道：“當愛慾需求易於獲得滿足之時，愛慾的心靈價值便會被貶值下來。……例如在古文明的衰落時期，愛便變得毫無價值，生命是呈現一片空虛。這時我們便亟需一種強烈的反動結構來重振此種不可或缺的情感價值……事實上，基督教的禁慾趨勢曾創造了愛的心靈價值，此種心靈價值確然是古代的異教徒所無法呈現的……”

也許，這正是人類生存的辯證法。如果人性與良知沒有泯滅，我們就沒有理由認為鍾雨不應該那樣地愛。《愛，是不能忘記的》的深刻性在於真實地反映了文明性道德之下民族的某些生存狀態。

從探索社會學問題的角度看，儘管這篇小說被張潔視為“學習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後，試圖用文學形式寫的讀書筆記”，但是它所觸及的卻是一個近乎無解的生命難題。弗洛伊德曾把人類婚姻的文化發展過程分作三期，指出：“在第一期裡，種種不能導致生育的性行為方式，也能自由自在地去做。到了第二期，除了達成生育的那一種，所有其他滿足性慾的方法都將被壓制。然後是第三期，這時便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是性目標了。”他認為文明的性道德是這第三期的代表，在這個時期，文化所要求的標準更加提高，性自由更受限制，因而生性強悍公然反叛的人劇增，同時生性較弱，處於文化勢力與他們本身反叛天性的雙重夾擊之下，用心理症狀來逃避衝突的人，也會增加不少。鍾雨近乎病態的精神之戀可以看作是這種雙重夾擊之下的情感畸變。從性心理學的眼光看，物戀能使一種尋常的象徵得以偌大的教人繫戀的力量，鍾雨以物戀方式的純情激發去替代性愛積欲與解欲的過程，既是天性的文化抵禦，又是無奈的文化逃避。這是她在文化與生命的永恆衝突下自己找到的理想的性愛避難所。這個避難所也曾是無數古代佳人的唯一歸宿。

人類對於愛情和婚姻的問題討論得太久太多了。說結婚如同勒緊絞索，僅僅死亡才能解開它；說結婚如同鑄成一把剪刀，雙方一旦結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分離，而且只能朝相對的方向行動，插足於二者之間的第三者必將自食其果；說一夫一妻制是一個理想，無論這理想多麼可愛，終究是一個大錯，是一個在根本上自私而反人性的制度；說一夫一妻制是最理想的婚姻，但同時伴隨著缺陷，使愛的激情不能持久地保持下去，並和婚姻無法共存；說一夫一妻制一旦增加了彈性之後，就可以杜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