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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看看他們，想利用我這點愛力，去洗滌他們的心胸，並且去陪伴陪伴那比較高尚一點的人們的孤寂。
這是《西風》裡畫龍點睛式的一段話。明月這種悲天憫人之心，實際上是作者對“缺乏自由和美麗”的現實不滿。
《運河與揚子江》，酷似一篇氣勢磅饒的散文詩，作者像在寫自己，也是在寫中華民族。它昭示人們要有志氣，要奮鬥，要戰取光明。運河和揚子江的對話，富有精意，發人深思，簡短有力。運河是人工的，生命是人們給的，所以“成也由人，毀也由人”；揚子江則不同，它把千山萬嶺“鑿穿了，打平了”，生命是奮鬥來的，因此，它的生命是“無人能毀的”。運河奴性十足，成毀由人，全不在乎，所以揚子江說：“快樂的奴隸，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總遠勝於怨尤的奴隸呵！再會了，運河！我祝你永遠心足，永遠快樂！”
揚子江告別運河後，十分自豪地唱著歌流向東海。那結尾，很鼓舞人，使人想到中華民族的奮鬥歷史——
奮鬥的辛苦啊！筋斷骨折；
奮鬥的悲痛啊！心摧肺裂；
奮鬥的快樂呵！打倒了阻力，羞退了譏笑，征服了疑惑！
痛苦的安慰，從火山的烈焰中，採取生命的真諦！
淚是酸的，血是紅的，生命的奮鬥是徹底的！
生命的奮鬥是徹底的，奮鬥來的生命是美麗的！
一反她文筆之細膩，這《運河與揚子江》卻是一座爆發的火山，一腔熾烈的愛國之情。
阿英說：“她的創作中所表現的思想，顯然是代表了五四運動初期的青年的思想。對於人生的態度，雖然是向上的，雖然是奮鬥的，究竟是不免於朦朧的。只曉得不滿意於現實，只曉得為生活而奮鬥，戰術與戰略，以及不幸的生命的起源，以及政治的，經濟的，歷史的背景，是不曾加以精細的考察的。就是這一時期運動的主要意義，是一種反封建的思想的民族資產階級的黎明運動，很多的青年也不曾理解。五四初期的一般青年的心理現象就是如此。她所表現的，就是這個時代青年的潛在的生命的活躍的力的爆發，抗斗的生命的基本力量。”（《現代中國女作家》）在她的創作中所表現的思想是五四時期比較進步的表現。
陳衡哲的創作中，基本上不以熱烈的感情做墨水，而能理智地支配自己，她的作品不是自敘傳，沒有舊時代多愁善感的女性的形象，而是取材於廣泛的人間，客觀地描寫一切事物。
阿英說：“她的取材也不像一般女性作家的狹小，她是跳出了自己的周圈在從事創作。”（《現代中國女作家》，署名黃英；1930年，上海北新書局出版）賀玉波評論說：“她的作品裡充滿了為自由快樂而奮鬥的精神，能使讀者不滿於現存的醜惡的世界，而有急進向上之勇氣。若以整個技巧來說，那些作品也有相當的成功：就是能夠利用自然界的景物，而作成象徵的作品，並且能夠利用難於解決的問題，而作成問題小說。從這兩點看來，我們可以得知作者對於西洋文學是極有心得的。”（《中國現代女作家》；1936年，現代書局出版）對於她的小說，陳敬之也說：“由於她是一個能夠把題材範圍，從家庭擴充套件到社會，從親情、性愛以及由此而滋生的關於個人情智上的困擾，推而至於人生和社會問題，而在技巧上則又能捨棄第一人稱改用第三人稱來描寫的女作家，故儘管在創作上正和其他一般女作家一樣，仍然有賴於她的那一股熾烈的感情，以為其永不涸竭的源泉；但她之所以顯然與一般女作家有所不同者，就是她卻能進一步的把這一股熾烈的感情，透過嚴肅的理智，冷靜而客觀的描寫社會和反映人生。所以她不僅能夠從各方面找尋寫作題材，而不必以身邊人物和身邊瑣事為限；而且還能夠以卓越的意境，華麗的詞藻，運用她的類似象徵派的手法與乎接近理想主義的作風，藉以表現她在文藝創作上的獨特風格。”（《現代文學早期的女作家》；1980年，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以上引了三家評論，目的在於從不同的方面和角度，來說明陳衡哲的創作——思想性和藝術性。
作為“五四”啟蒙思潮高峰到來前後的陳衡哲，有別於冰心，她的創作方式作品風格，從另一個角度表現了人生、婦女、家庭和社會等諸多問題，流露出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
在《小雨點》裡，除以上幾篇外，《波兒》和《巫峽裡的一個女子》也有著“一種對於世間不幸人們的同情”；《洛綺思的問題》一篇充滿了詩意，寫愛情痛苦與事業，歌頌那種為了偉大的目標而犧牲愛情的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