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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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個頭緒來。

第三，我主張經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決屈賦問題，　竟可藉以貫穿我國古書的脈絡。

第四，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揉合一處，始可窺見中國文化的　全貌。

從中，不難看出蘇雪林的屈賦研究方法有其獨特之處，正如糜文開在《屈原研究的新發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國週刊》90號）一文中所說：“蘇女士的屈賦研究，竟從發現一些礦苗，挖出'先秦時代外來文化考'的大礦藏來，而這大礦藏竟又連通著'世界文化同源說'的更龐大的世界礦藏的。這不可不說是一個驚人的大發掘。”

蘇雪林是一位不辭勞苦、努力探掘的“採礦人”。其他創作及專著尚有短篇小說《天馬集》、《雪林自選集》、《秀峰夜話》、散文集《三大聖地的巡禮》、《歐遊攬勝》、《眼淚的海》、《人生三部曲》、《閒話戰爭》、《風雨雞鳴》，專著《論中國舊小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舊詩詞《燈前詩草》及雜文《猶大之吻》等近五十種。

三

蘇雪林性格中常常顯露出“善爭辯”的特點，她曾幾次主動在現代文壇上展開論爭。從三十年代開始，她撰文參與關於李金髮象徵派詩的爭論，與覃子豪先生展開了幾個回合的討論。接著又在《鳩那羅的眼睛》出版後，與向培良先生關於戲劇的佈景和舞臺上的表演等問題展開討論，寫了《演劇問題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漢日報》）。這些討論和論爭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評價文藝作品問題上，限制在文藝本身的範圍內，可以說是學術之爭，並且是雙向的，有來有往。而蘇雪林對魯迅的論爭與上述情況則迥然不同，從表面上看似筆墨形式，但內容的實質卻完全脫離學術，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對立狀態，而且是單向的，有來無往。因魯迅已於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蘇雪林對魯迅的敵對態度，卻是在魯迅病逝後的一個月內開始的。蘇雪林反對魯迅的時間之長，發表文章之多，在歷史上是少見的。她對魯迅的看法從讚頌到反對也是眾人皆知、舉世矚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蘇雪林與魯迅並無積怨，1928年她曾與魯迅共同參加過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舉辦的宴會；1929年5月蘇雪林在《寫在（現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稱魯迅是“中國最成功的鄉土文學家”。以後在《周作人先生介紹》中對魯迅及其《阿Q正傳》的評價是：“對中華民族病態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許多脈案和治療之方”。1934年冬，她發表了《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國文週報》11卷14期），對魯迅小說的創作藝術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魯迅的兩本小說集《吶喊》和《彷徨》評價說：“兩本，僅僅的兩本但已經使他在將來中國文學史佔到永久的地位了”。該文中將魯迅小說的藝術特點概括為三：“第一是用筆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簡潔峭拔……；第三是體裁的新穎獨到……。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謂'傳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嶺了”'。直到六十年代後期，蘇雪林寫作的《我對魯迅由欽敬到反對的原因——魯迅逝世三十週年紀念》（收入《文壇話舊》）一文也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她對魯迅的欽佩之情：

《阿Q正傳》可真把我們鬧瘋狂了，大家抱著讀這一篇，讀　後又互相批評。當時我們歡喜的只是文章裡的幽默與風趣，……　我讀了周作人的評價，對《阿Q正傳》始獲得深一層的看法，更　覺得這篇小說的價值之高。

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蘇雪林對魯迅突然由欽敬走向反對，乃至敵對的態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說：“什麼時候對他觀感幡然轉變呢？那就是女師大風潮以後。”由於蘇雪林與魯迅對女師大校長楊蔭瑜女士在女師大風潮中的所作所為看法截然相悖，繼而牽涉到對支援楊蔭瑜的教育部長章士釗的態度也產生分歧。隨著時局的變化，蘇雪林與魯迅在政治上的分歧愈來愈大，其言辭也愈來愈激烈，真可謂“喜笑怒罵，兵戈相見”。蘇雪林於1936年11月12日寫了《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拉開了她“半生'反魯'的序幕”。第二天她寫了《理水和出關》，對魯迅進行冷嘲熱諷。又過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寫了《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發表於1937年《奔濤》創刊號）。蘇雪林在該文的《自跋》中寫道：“以魯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傳不會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學傳，像這類小人確也不容易尋出”。從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蘇雪林連續寫了多篇文章《說妒》、《富貴神仙》、《論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