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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了對付這傷感和不滿意於人間的方法，我現在不願意多說傷感，並不是我根本不傷感，只因我的傷感，已到不可說的地步……”
只讀過她的作品而沒見過她的人，多半以為她是一位愁眉苦臉的女性，但實則不然。她自己也說，她有兩種絕對相反的人格：“在文章裡，我是一個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為一切的傷痕、和上當的事實，我只有在寫文章的時候，才想得起來，而也是我寫文章唯一的物件，但在實際生活上，我卻是一個爽朗曠達的人。”“在寫文章的時——也不是故意的無病呻吟，說也奇怪，只要我什麼時候寫文章，什麼時候我的心便被陰翳漸漸遮滿，深深的沉到悲傷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寫完，我放下筆，我的靈魂便立刻轉了色彩……”（《廬隱自傳》）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觸過廬隱的作家，也都說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對“一生英風颯爽”（蘇雪林語），自己做過的事從不後悔。這是她創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作為社會的人，都會關心社會的。“五四”運動初的“學生會時代”，廬隱是一個活躍分子，她是帶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