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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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紗廠女工悲慘生活的《靈魂可以賣嗎？》及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餘淚》，《曼麗》集中的《時代的犧牲者》、《一幕》和《房東》等短篇，雖然結構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觸及了社會的各個黑暗角落，作者的正義和不平燃燒著光明的火把，這樣的作品，在當時並不多見，這樣的作家也頗不多見。誠如茅盾在《廬隱論》裡所說：“'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

廬隱登上文壇之初，曾受到舊勢力和文人相輕的壓迫。但她沒有屈服，她說“幸而我天生就是執拗的脾氣，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則，無論別人怎樣冷嘲熱罵，我還是我行我素……”

在大學裡，她一共寫了幾十萬字的短篇小說、散文和遊記。第一次去日本，回來後寫了一本遊記《扶桑印影》，記載著她在日本參觀的見聞和感受。據廬隱自己說，這本遊記是被朋友拿去弄丟了，因又無副本，便沒有得到出版。筆者信了廬隱所說，又據她寫文章最怕謄清，也從不謄清，總是一稿寫完，稍作修改，便可成篇的創作習慣，深信她損失了這部旅日遊記。但據香港大學中文系楊玉峰先生雲，《扶桑印影》載當時丙辰學社的《學藝》雜誌第4卷第10期（1923年4月1日），只是不知是廬隱所忘，還是朋友代勞。後來終於讀到了這本遊記的影印件。

六

廬隱是一位感傷的悲觀主義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沒有擺脫悲哀的色調。她追求人生的意義，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覺得人生“比作夢還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幾乎苦苦掙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裡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擾，不得解脫，把悲哀看作是偉大的聖者。

蘇雪林說，廬隱的作品，“總是充滿了悲哀，苦悶，憤世，嫉邪，視世間事無一當意，世間人無一愜心”（《二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在《關於廬隱的回憶》一文中說：“在廬隱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們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廬隱的苦悶，現代有幾個人不曾感覺到？經驗過？但別人諱莫如深，唯恐人知，廬隱卻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從世俗非笑中毅然決然找尋她苦悶的出路。這就是她的天真可愛和過人處。”

冰心與廬隱，文學史家們把她們視為“人生派”中的一派。雖然她們都關心現實生活，都主張在作品裡表現時代色彩，但一旦這種思想和主張變成了果實——作品，她們的差別就顯出來了。冰心在作品裡，透過對無限生動的大自然和母愛的漚歌，表現出她對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廬隱的作品則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無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們負荷著冷酷、無情的現實，悲哀著走向人生的盡頭、有人說“黃廬隱對社會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認，她深深的感受著孤獨。謝冰心主張則不然，她認為在人與人之間，是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樣，黃廬隱便必然的用著悲哀的視線眺望人間，而謝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無限的熱情來溫暖人類。她們倆，一個是對世界表現了完全的絕望，一個是感覺著被損害的偉大的愛可以如死灰之能復燃……”

有人說，廬隱由於深受北方風土習俗的影響，因而使她得以一個南方女郎，具有燕趙人士慷慨悲歌的性格。但是她的作品充滿了悲哀，這是那個歷史時期的產物。她的作品更多地帶有自敘傳的性質，其中主要人物身上，都有她的經歷、思想、感情和氣質。

廬隱作品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裡形成了一個特有的世界觀，這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環境是冷酷的，她幾乎沒有父母之愛，沒有親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裡感情受到了摧毀；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親人的相繼死亡，這殘酷的命運，使她悲痛欲絕。三是“五四”運動的落潮，給當時很多渴望光明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帶來了重大影響，廬隱也是其中的一個。

廬隱曾說：“在第一個時期裡，已經確定了我的人生觀，到第二個時期，我的人生觀，由極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轉變，到了第三個時期，就是我已另開拓出一條新路來了，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她說的三個時期，是她十三四年創作生涯中的三個階段，其實，哪個時期的作品，都流露著悲哀的色彩，只是輕重濃淡不同而已。她曾說：“我不滿意這個現實的人間，一起頭我就這樣，其中所不同的，是從前只覺得傷感而不想來解決這傷感，所以第二步，我還是不滿意人間的一切，我還是傷感，第三步呢，不滿意於人間和傷感也更深進一層，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