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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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法語補習學校。在這裡有些中國官費留學生成天吃喝跳舞，打麻將逛妓院，醉生夢死。陳學昭看在眼裡，氣憤之極，提筆寫下一篇通訊寄給《新女性》。她以嚴厲的口吻抨擊道：“中國留學生的情形，因為多所接近之故，我知道了好些……這裡所最盛行於留學生中的，是賭風與嫖風……他們都是不懂得本國的文化和本國的好處的。結果，崇拜法國到五體投地……”文章登出，惹怒了官僚子弟，他們散發傳單，威脅謾罵，寫信捏造作者是有政治色彩的人，阻礙她的學習生活。當然在留學生中也有支援她、讚揚她的，他們給了她堅強的勇氣和信心。

這年秋天，在巴黎她見到多年崇敬的長者戈公振，由戈先生介紹，她作了天津《大公報》駐歐特派記者，經常攜帶法國外交部的記者證參加集會，進行採訪，用筆名“野渠”、“式微”為該報寫稿，有時也在《國聞週報》上發表散文。陳學昭說：“自從國民黨反動派經常扣留我的稿子起，我拿筆寫東西就用一種男子的筆調和口氣，使他們摸不清到底是誰寫的，因為反動派很清楚我是個女人，慢慢地我習慣於這種筆調，一拿起筆就忘了自己是個女人。”敵人的刁難，沒有使她低頭，她仍然頑強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寫自己要寫的東西。

她身在法國，卻時時繫念十災九病的祖國。在《旅法通訊》中寫道：“現在巴城已有三分秋色，滿街滿園的黃葉，在晚雨中飄落，又在晨風裡飛起！這好比我思鄉的情緒呵！”

在12月4日寫的散文《印象》裡她說：“我是不願意長住在法國的……我想念那故鄉可愛的山水和那純樸的人情。”

多年來，東奔西波，客居異鄉，半工半讀，陳學昭一直過著自食其力的清貧生活。

到了年底，情況又有變化，儘管寫的稿子照樣一篇篇登出，但《大公報》的月薪卻收不到。家裡人無理扣壓她的稿費，使她生活受到可怕的威脅，到第二年夏天，一點點積蓄用完，不得不靠借錢維持生活，在法國也無路可走了。

但學業沒有完成，她心不甘，決定回去交涉清楚，再出來學習。獨立之路鋪滿了荊棘，闖過去便是廣闊的天地。這條路她是走定了！滿懷淒涼和希望，她踏上回國旅程。

船到上海楊樹浦碼頭，陳學昭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望著離開十七個月的祖國，但看到的是更加嚴重的白色恐怖。

從1928年10月回國到第二年1月19日動身再度赴法，最使陳學昭難忘的是在上海沈雁冰、孔德氵止家住的兩個月。沈家在閘北景雲裡，後門斜對著魯迅和周建人合住小屋的前門，沈雁冰那時正在日本。陳學昭回憶說：“早點，我在德氵止姐家吃，午飯和晚飯總在魯迅先生和喬峰先生（周建人）家吃——他們的伙食是合在一起的……他們總是把我安排坐在魯迅先生的對面。”（《學習與回憶》，1981年9月2日《人民日報》）“晚飯後，喬峰先生不上班了，我便多坐一會，魯迅先生、喬峰先生和我一起聊天，有時也有許先生（許廣平）、王先生（王蘊如），大家毫不拘束地談笑著。”（《天涯歸客》）陳學昭從年輕的時候起便頻繁地接觸了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兩位大師魯迅和茅盾，並從他們的友情裡得到滋養，使她的創作受到影響。

這期間，陳學昭寫了不少散文，發表在《申報·自由談》和柔石主編的《朝華》旬刊上。同時繼續為《大公報》和《國聞週報》寫稿。

回到巴黎，生活仍然拮据，還是一邊學習，一邊寫作。她常與朋友季志仁和蔡伯齡一起搞點翻譯，他們合作翻譯了法文版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說《阿細雅》（由季志仁執筆翻譯）和比利時梅特林克的悲劇《貝蘭阿斯與梅麗桑特》（後一本被國民黨反動當局扣壓，五十年後，1980年方由《百花洲》等三期外國文學專號發表）。他們三人還經常為魯迅先生找尋購買木刻版畫書。

1931年5月，陳學昭被《大公報》辭退，又做了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的特約撰稿人。這一年，她來到里昂，出於憐憫，與她並不愛的一位學醫的青年結了婚，當時這位留學生正在患肺病。這一步她完全走錯了，造成個人的悲劇。6月底，她來到法國中央高原的克萊蒙城，在文科大學上課，聽法蘭西文學，並著手寫論文《中國的詞》，1934年冬，獲得文學博士。

自從“九·一八”事變後，陳學昭更加思念家鄉。不管祖國怎樣千瘡百孔，母親終歸是摯愛她的，就像她愛母親一樣。1935年2月，她帶著兩歲的兒子，同丈夫一起回到戰亂中的祖國。

兩次回國期間，陳學昭寫了兩本書《憶巴黎》和《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