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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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伙食也辦得可以，伙食團的白麵饅頭隨便吃，晚飯後就打籃球，雖遠離家鄉也不覺寂寞。此間我還給北平的楊樹楓女士寫過一封簡訊；表示傾慕和問候，很快收到她的回信，說是在床上臥著寫的。在漫天烽火與戰亂中還能互通款曲，真是難得的浪漫，這莫非是“遙遠的愛”？

1949年元旦，我們一行人到中山陵拜謁被警衛擋住。只見幾十輛轎車在陵前停住，走下來的是蔣介石、李宗仁、孫科、白崇禧等國民黨要員。蔣介石那年63歲，形象有些蒼老，披一件黑色鬥蓬，戴著白色手套，向人們頻頻招手，臺階下準備了一副滑桿，大概是供他代步的。他擺了擺手，腰桿筆挺地走上一級級石階，這大概是他平生最後一次來到這裡，面臨戰場的敗績和各種鬥爭，此時他的心情一定很複雜……當天下午便廣播了他的求和宣告，戰爭顯然已經打不下去了。

在這種情勢下，上海《新聞報》發表了《政治大學將遷南昌》的報道，遷校風潮由此而起，有主張遷往廣州的，有謠傳遷往臺灣和重慶的。隨著蔣介石的引退和李宗仁接受*八項條件。學校當局認為政大此時遷校不合時宜，決定提前放寒假。家在江南的同學可回家度假，其餘的組織到杭州旅行，不願去杭州的則留在南京，由校方保證食宿。

顧校長在孝陵衛學生食堂講話，他說：“形勢發展得很快，共產黨已佔領長江以北，隨時可陳兵浦口，把炮口對準南京。這裡已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學校受各位家長之託，有保護大家人身安全之責，才作出這個決定。如果和談成功，大家仍回南京就學，如果和談不成，再決定遷校，這樣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左右逢源。校方尊重你們的選擇，既服從多數，也照顧少數，希望你們在幾天內作出決定。”接著，轉入一個深層次話題：“目前，中國處在十字路口，青年一代正作出不同的選擇，有的選擇自由，有的準備迎接解放，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作為政大的校長，看到自己的學生作出不同的判斷，我感到很自豪；只要不是盲從，而是根據自己的理智和思考作出的判斷，都應當得到尊重。南京市民天天在批評這個政府，說它貪汙*，效率低下，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的確，這個政府有許多缺點，但也有一個優點，它還給了人民以有限的自由。若干年以後，他們會發現這有限的可憐的自由也不見了，他們也許會留戀這個政府的……”他又說自己的子女也作出了不同的選擇，他實行*，不強行要他們服從自己的意志。顧毓繡的傾向還是很清楚的。

於是，多數同學參加杭州旅行團，我隨即收拾行裝。1月29日動身，31日晚抵達杭州車站。留在南京的百餘名同學都進城住到校本部，顧校長親自去看望了他們，並一一握手。

旅行團組織得相當混亂，在火車上人們爭搶座位，國民黨的散兵遊勇也往車廂裡擁擠，食物供應不足，每個旅行者都感到十分疲憊而心情沮喪。在杭州，我們寄宿於杭州師範學校，僅有一次有組織的參觀活動，參觀了杭州紗廠、浙江日報社和浙江大學，其餘時間在西湖畔閒逛，拜謁嶽王廟和靈隱寺，或到書店站著瀏覽書籍。包中無錢，電影票也買不起，我們卻旁若無人，橫衝直撞，活像十足的流亡學生。這樣的日子能持續多久呢？

國共兩黨角逐的形勢已十分明顯，一方是搖搖欲墜，走向崩潰：一方是聲勢浩大，咄咄逼人。這樣的力量對比是怎樣形成的？作為頭腦敏銳的知識分子，不能不進行清醒的反思。

我在《新中華》雜誌上讀到一篇文章《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和前途》，文章指出，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知識分子將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絕不是革命的物件，而是時代發展的動力。*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又作了重要調整，不是要他們都參加革命部隊，而是要發揮他們在各自崗位上的才能與智慧。知識分子的動向也產生了變化：從前，一些城市的知識分子見到共產黨就跑，如今不跑了，平津解放，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都留在那裡歡迎解放軍。當北平形勢吃緊時，只有胡適、梅貽琦等極少數名流南下。政大《政風》牆報上曾登過一則花絮，標題是：《顧校長車，梅校長坐》。費孝通、張奚若、陳垣、吳景超等經常在報刊上著文的教授、專家、學者都選擇了新社會，這大概就是人心所向吧！

西湖的風景是美麗的，三潭映月，柳浪聞鶯，蘇堤春曉……我們暫住的杭師範，就坐落在白堤邊上。冬末初春的湖水澄潔，狹窄的街道上人流熙熙攘攘，充塞著投機倒把、買賣銀元美鈔的商販。我們在這裡虛擲時光，無書可讀，我買了一套《冰心散文集》、《冰心小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