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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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我初讀了一下，覺得不切實際，與事實不符。董成安是個未婚青年，詩中卻描繪他家中有妻子，這不是任意編造嗎？董成安每天拿去反覆背誦，耽誤了生產，效果不好，大家經過‘社教’，思想覺悟普遍提高，今天就請你們來鑑別一下，這番個，看看它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
霍中隊長隨即把練習本交給四川農學院講師張興林：“這番個，你文化高，你來讀一下。”
張興林不敢怠慢，拿到後就在燈光下讀起來：題目，走向新生；目錄……
霍中隊長立即插話，“什麼，沒落？這兩個字大有深意，值得仔細分析，這番個，什麼階級會感到沒落？”
張興林平時表現積極，對我有所戒備，關係較冷淡，這晚上不知怎樣來了激情和興致，以四川臺方言廣播的速度，一字一句認真朗誦，語調緩慢，鏗鏘有力，抑揚頓挫，聲情並茂。我感到他的確讀得好，比平時讀報更傳神，其中比較生動有趣的細節，還引起陣陣笑聲。
“報告霍中隊長，讀完了。”張興林把詩稿規規矩矩地還給他。
“好，這番個，大家都聽清楚了吧，每個人都發表意見，這番個，誰先說？”
霍修成環顧四周，特別注視陶宗敏、餘大周、王祖錫等人的臉。
會上一片沉寂，針落地上都能聽到迴音。與會者面面相覷，沒有一人響應中隊長的號召，包括平時極愛發言表現自己的值星員和積極分子。
“張興林，你說說。”霍修成終於點名，張卻支支吾吾地說：“大家說，大家說，我還沒有想好。”
霍中隊長有些尷尬，這種場面是他不曾估計到的。他坐在那裡，慢吞吞地吸著煙，沉默了許久，還是無人發言，他終於說：“那大家下去思考一下，明天再討論。”拍拍屁股悻悻而去。
第二天在工地上，大家圍繞這事七嘴八舌地談得很熱鬧。
李金友說：“我覺得王記者的長詩沒有什麼問題，可以說，是一首歌頌勞改政策的好詩。”
餘大周隨聲附和：“詩歌不同於新聞報道，生活的真實不同於藝術的真實，用新聞報道要求文藝作品，是不符合藝術規律的。”
熊少武說：“霍中隊長連目錄都懂不起，說目錄是沒落，是無的放矢，瞎批一氣。”
李尚鵠還說：“霍中隊長文化太低了，故意打岔子，香花毒草都分不清，這樣整人，如何能服人呢？”
還有人說：“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我也幽了一默：“像霍中隊長這樣批法，他的名字也值得批判，什麼修成，是不是說修正主義必然成功呢？”
李尚鵠接著說：“那麼，陳永貴的名字也不妥，窮則革命，想永遠富貴，還不變修嗎？”
我擔心此事不知會招來什麼樣的詩禍，不料，第二天晚上趙幹事到會主持讀報，好像什麼也不曾發生。也許是霍中隊長把詩稿呈送給管教股，尚未得到進一步批示；也許是其他幹部並不認為此詩有何不妥之處；也許是董書記剛找我談過話，並對我表示鼓勵，中隊怎麼好和場黨委對著幹呢？
50監門開啟了
1965年冬到1966年春，“*”風暴前夕，思想戰線上風浪迭起。勞改隊為教育犯人放映的《北國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鋪子》、《舞臺姐妹》，一個個被當作反動影片在報刊公開批判，弄得人們無所適從。但在勞改隊內，卻是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社教”工作組撤走了，暫時沒有新的政治運動，活路也不太緊張，農村經濟進一步好轉，場部供銷社能買到不要票的鮮肉，偶而來隊探親的犯人家屬都准予接見。這時，場部和隊部還組織了一些活動，使犯人進一步瞭解社會動向。
第一次是苗下全體犯人與就業人員集合，聽一位公社書記講農村形勢與對四類分子“給出路”的政策。這位書記頭上包著黑帕子，好像是彝族，漢話卻說得很流暢。他說貧下中農對四類分子採取“包夾”的辦法（我一直未弄清“包夾”是哪兩個字，辭典上自然查不到，自然不是舊社會的“保甲”），“十紅包一黑”，四類分子與貧下中農同工同酬，並不歧視，對四類分子的親屬及子女實行“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方針。他說得很平淡，但人們都知道，這種“十紅包一黑”的辦法是很厲害的，那十雙警惕的目光，鄙夷的神情，一定會讓身臨其境的“黑四類”或“黑五類”魂不附體。我在1951年寫的《這就是人民*專政》，就描述過這種情況。回隊後，李尚鵠、夏聯松和我談感想，都頻頻搖頭，這樣的“十紅夾一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