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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怎麼樣呢？昨天的敵人、思想上的對頭今天成了朋友，因為他們都在不擇手段地反對布林什維克黨中央，同誰聯合都行，犧牲自己的全部原則、放棄原先的立場也行。這些原則和立場如今在他們眼裡糞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結盟會使他們過去布林什維克的稱號蒙上恥辱，可這算得了什麼呢？
這個無原則的聯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聯盟。不論是現在還是那個時候，揮舞指揮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亞於他們在十月武裝起義前的畏縮。這號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罵娘話。”呸，差點沒說出髒話來！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我還真沒見過。“坦波夫人結束了他的發言。
“一切跡象表明，最近期間這個聯合的反對派就會向黨發動進攻。這些不斷冒出來的小集團乾的就是一件事——製造混亂，破壞黨的統一。我不明白，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把它們徹底了結。我們太放任太寬容他們了。依我看，應該把這些職業的搗亂分子和反對派一個一個通通清除出黨。我們在跟這些反黨分子的鬥爭上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說。
老人梅伊茲然默默地聽完大家的發言，接著說：“朋友們，我們不能再耽擱，要趕緊回去。療養院多住兩天少住兩天無所謂，在這樣緊要的關頭，我們必須堅守各自的崗位。我明天就動身。”在保爾房間集會之後三天，療養員都走光了。保爾也提前出了院。
保爾在團中央沒有耽擱很久。他被派到一個工業專區去，擔任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一個星期後，城裡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就聽到了他的第一次講話。
深秋的一天，保爾和兩名工作人員乘專區黨委會的汽車到離城很遠的一個區去，汽車掉進路邊的壕溝裡，翻了車。
車上的人都受了重傷。保爾的右膝蓋壓壞了。幾天以後，他被送到哈爾科夫外科學院。幾個醫生會診，檢查了他紅腫的膝蓋，看了愛克斯光片，主張立即動手術。
保爾同意了。
“那麼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最後這樣說，接著就起身走了。其他醫生也都跟著走了出去。
一間明亮的單人小病室，一塵不染，散發著保爾久已淡忘的那種醫院特有的氣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隻鋪著白檯布的床頭櫃，一張白凳子，這就是全部傢俱。
護理員送來了晚飯。
保爾謝絕了。他半躺在床上寫信。傷腿疼得很厲害，影響思考，也不想吃東西。
寫完第四封信的時候，病室的門輕輕地開啟了。保爾看見一個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輕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爾依稀看到她那兩道描得細細的眉毛和一對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著皮包，一手拿著紙和鉛筆。
“我是您這個病室的責任醫生，”她說。“今天我值班。現在我向您提一些問題，您呢，不管願意不願意，要把您的全部情況都告訴我。”女醫生親切地笑了笑。這一笑，減輕了“審問”的不快。
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講了自己的情況，而且連祖宗三代都講到了。
手術室裡，幾個人戴著大口罩。
鍍鎳的手術器械閃著銀光，狹長的手術檯下面放著一個大盆。保爾躺在手術檯上的時候，教授已經快洗完手了。手術前的準備工作正在保爾身後緊張地進行著。保爾回頭看了一下，護士在安放手術刀、鑷子。責任醫生巴扎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輕聲對他說：“柯察金同志，別往那邊看，看了對神經有刺激。”“您說的是誰的神經，大夫？”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笑。
幾分鐘以後，保爾的臉給蒙上了厚實的面罩，教授對他說：“不要緊張，現在就給您施行氯仿麻醉。請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氣，數數吧。”面罩下傳出了低沉而平靜的聲音：“好的，我保不住會說出不乾不淨的話來，那就事先請你們原諒了。”教授忍不住笑了。
幾滴氯仿麻醉劑，散發著一股令人窒息的難聞氣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數起數來，努力把數字說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劇就這樣揭開了第一幕。
阿爾焦姆差點把信封撕成兩半。他開啟信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開頭，他就急忙一口氣讀了下去：阿爾焦姆！咱們很少通訊。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兩次吧！但是，次數多少有什麼關係呢？你來信說，為了同老根一刀兩斷，你已經轉到卡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