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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負有心人，艦隊第三輪巡航時，奧斯曼海盜就盯上了這支“船隊”。
結果可想而知，當乘坐漁船等小型船隻的海盜靠上來的時候，迎接他們的是兇猛的炮彈，以及準確得像是長了眼睛的子彈。
激戰之後，鄭成功從俘獲的海盜嘴裡知道了海盜老巢的位置，然後順藤摸瓜，殺上了門去。
當時，海盜的主要聚集地就是奧斯曼帝國的阿巴斯港，也就是當年鄭和船隊曾經到達過的胡魯謨斯。
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鄭成功並沒有考慮炮轟阿巴斯港的結果。
若不是奧斯曼帝國的國力日漸衰弱，若不是奧斯曼帝國沒有像樣的海軍，若不是奧斯曼帝國懼怕大明帝國強大的國力，恐怕鄭成功將成為帝國與奧斯曼戰爭的點火人。
或者說，在炮轟阿巴斯港之前，鄭成功就斷定，奧斯曼帝國不敢借此與帝國開戰。
試探了奧斯曼帝國的底線之後，鄭成功開始變本加厲的對付那些盤踞在奧斯曼帝國港口內的海盜。
兩年之內，西北印度洋上的海盜幾乎被他消滅得一個不剩了。
正是如此，大量海盜離開印度洋，轉戰東地中海，結果造成東地中海海盜為患，對當時剛有點規模的威尼斯，熱那亞等歐洲公國的海上貿易構成了極為嚴重的威脅。
明歷二百八十八年（公元1656年），鄭成功依照帝國內閣府的命令，率領規模擴大到十五艘的“平匪艦隊”前往直布羅陀要塞，協助地中海國家平定猖獗一時的奧斯曼海盜。
在歐洲的三年，鄭成功並沒有多少事可幹。
也許是他在印度洋上闖出的名氣太大了，在他的艦隊進入地中海之前，之前活躍一時的奧斯曼海盜全都不見了蹤影。
結果，三年之中，鄭成功將絕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應酬上。
同時，鄭成功也接觸到了西方文藝復興時產生的大量新思想，新思維。這其中就包括了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說”。
不過，相對而言，西方哲學對鄭成功的影響更大。
明歷二百九十一年（公元1659年），鄭成功返回帝國的時候，已經成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三權分立”派。
當時，帝國國內大部分資本家也正在倡導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比起那些實力強大的資本家，年僅三十六歲的鄭成功根本算不了什麼。只不過，比起其他資本家而言，鄭成功有兩個巨大的優勢。
一是他家喻戶曉的名聲。
幫助琉球國王掃平倭寇，對付奧斯曼海盜，混跡於歐洲列國上層，這些都成為了傳奇般的故事，更成為了帝國青少年學習的榜樣。
二是系統，嚴密的哲學思想。
這也是鄭成功在歐洲生活三年的最大收穫。相對而言，當時歐洲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比大明帝國更加先進，也更有開創性。
憑藉這兩點優勢，鄭成功迅速成為了“三權分立”學派的主要推手。
英雄創造歷史，歷史也創造了英雄。
就在鄭成功回國的第二年，即明歷二百九十二年（公元1660年），首輔孫承宗病逝，孫可望出任內閣首輔。
相對而言，孫可望並不是炙手可熱的政治家。
比起當時內閣在任的數十名大臣，來自外地的孫可望缺乏足夠的基礎，更缺少支援。毫無疑問，他不可能像孫承宗那樣，將內閣控制在自己的手裡。甚至可以說，為了保住首輔大權，他得依靠外界的支援。
“三權分立”派的資本家正是孫可望的天然盟友。
另外，透過三權分立，還能適當削弱內閣的權力，減輕孫可望的壓力。這也正好符合了孫可望的短期要求。
很快，雙方達成了協議。
同年，孫可望確認設立最高法院，負責統管全國司法工作。該決議在帝國議政院以微弱多數的優勢得到透過。
鄭成功也因此成為了帝國曆史上首任大法官。
當時，最高法院只有一名最高大法官，而不是後來的九名。
作為冒險家，鄭成功是優秀的，作為軍事家，鄭成功的良好的，作為思想家，鄭成功是合格的，可是作為法官，他卻並不合格。
僅僅兩年之後，鄭成功就被刺殺。
雖然事後最高法院宣佈，刺殺鄭成功的是一名遭到錯判的囚犯的弟弟。但是更多的人堅信，鄭成功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不說別的，當時有很多人更有資格成為帝國首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