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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利用內參上刊登的批評報道稿子弄錢，用劉繼業自己的話說，叫“炒回鍋肉”，用鄭長征的話說，叫做“沿著新華社記者的足跡”。搞媒體的人都知道新華社在媒體中的地位，尤其內參，因為是給領導看的，所以下面一些官員很是懼怕，對新華社記者的懼怕程度甚至超過了黨報黨刊。那次劉繼業在內參上看到桃源鎮違規佔用農民耕地蓋辦公大樓的事後，第二天就和鄭長征去了。因為內參上寫得很清楚，劉繼業和鄭長征沒費吹灰之力就採訪到了告狀的農民，然後來到鎮政府。當時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情節是，鎮裡聽說來了兩個採訪佔地的記者，鎮委書記馬上吩咐鎮裡在家的領導，一人帶幾個人，全力尋找這兩個記者，一定要把他們留住，因為內參批露這件事後，鎮委書記捱了領導好頓批，差點沒受處分，因此十分害怕。正當各位領導在百姓家中，田間地頭，公路車站展開地毯式的搜尋時，鎮委辦公室打來電話，說他們要找的記者正在辦公室，自己找上門來了。鎮委書記馬上趕回鎮裡見劉繼業和鄭長征，三人談得十分投機，飯是在縣城吃的，鎮委書記還特意請了一位縣委副書記陪同。席間，鎮委書記說，上次新華社記者來的時候，他們也知道，但是沒有找到那個記者，那個記者也沒有到鎮裡採訪，只是採訪完農民就回省城了。劉繼業大言不慚地說，我們雖然是央級媒體，但是比不上人家新華社的內參，因為內參是給領導看的，而且內容不作為法律依據，就是記者寫錯了，你也不能告人家，我們就不行了，內容如果不屬實，登出來可能會吃官司的，所以我們到鎮裡來，一是看農民反映的情況是否屬實，再者也給你們一個說話的機會。自然，劉繼業和鄭長征沒報道這件事，只是收了數目不菲的“封口費”，尤其是劉繼業，事後還透過關係，在省報上給這個鎮發了一個正面稿子，鎮委書記感激萬分，給他拿了不少錢，以後劉繼業再到這個鎮來，書記也必盛情款待，處得像哥們一樣。
想到這，劉繼業不再心疼，抬頭看了一眼馮凱說：“沒問題！什麼時候去，提前兩天給我打電話，我找個局安排一下。”馮凱一陣千恩萬謝後，故作神秘地說：“劉哥，不知道你們以前弄沒弄過學校，我聽說現在的中小學沒有不超標收費的，一抓一個準兒！”說完，俯身點開網頁，找到一篇文章讓劉繼業看。
有償不新聞？
“看到我們的稿子，他半天才擠出一句話，'我還年輕！’”
湖北黃岡市的黃梅縣並不富裕，縣裡的大河鎮中學更顯得寒酸：沒有氣派的校門，嘟嘟轟鳴的“麻木”（出租摩托車）可以直接開到教學樓下。用了近20年的教師宿舍樓牆皮一塊塊地捲起，碰一下就成了粉末。狹窄的樓道上擺滿了雜物，晾曬的衣物像萬國旗隨風飄揚。
大河中學校長鬍仁南的辦公室就擠在宿舍樓二樓。2003年3月一天的上午，《鄂東晚報》三名記者從麻城市“轉戰”來到了這裡。
“當時正有幾個人在辦公室打麻將，”《鄂東晚報》記者陶志東說，“我們隨便問了一下學校收費的情況，胡校長給我們看了收費的條子。”
幾名記者注意到，條子是學校的內部收據。臨走的時候，他們還和胡校長開了個玩笑，“你這兒天高皇帝遠，日子過得不錯呀。”
記者們顯然是有備而來。面見校長之前，他們隨機找了幾名學生詢問學校收費的情況，下午，一篇名為《白條收糊塗賬上班摸二五八黃梅大河中學胡校長的幸福生活》隆重推出，但記者並沒有急著向報社發稿，而是主動請胡校長前來“看稿”。
“他以為是表揚稿，一開始還說要請我們吃飯。”陶志東說，看到我們的稿子，他先是發呆，後是發抖，半天才擠出一句話，“我還年輕！”
“我們報社現在很困難，相互支援一下吧。”記者們開了個價：1．8萬元，做三個整版的宣傳。我們拿著報社的正規發票，隨時可以開。
萬元可不是個小數目。學校四處託關係，最後找到《鄂東晚報》一位老總。老總回覆：“寫稿子是記者的權利。我還向你透個底，這個人寫稿很厲害的。”
找關係，請客說情，一番討價還價，大河中學最後咬牙出了1．2萬元。
“我們管這種採訪叫‘搞專案’或者‘辦案’。”陶志東說，“剛開始時大家心裡還沒底，後來多了就知道怎麼辦了，有了好專案還相互瞞著。”
《鄂東晚報》記者“搞專案”、“辦案”始於一次嚴厲的治理教育亂收費行動。
2003年2月，針對社會反響強烈的中小學亂收費問題，*開始了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