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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強調指出：在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堅決地執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並以此為投降作準備的時候，我們應強調鬥爭，不應該強調統一。如果不鬥爭，就將再犯1927年的錯誤。中央還就我在敵後地區的發展方針著重指出：“不應強調華中特殊而坐失發展時機，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
陳毅、粟裕當即召集幹部會議，傳達“五四”指示精神。項英卻向中央撂了挑子，認為中央的“五四”指示表明：新四軍的領導已在思想上犯了路線錯誤，在行動上存有拒不執行中央方針的行為。他“當然不能繼續領導而且也無法領導”新四軍的工作。
6月，蔣介石部署的由顧祝同、冷欣、韓德勤、李品仙從南、北、西三方面向新四軍圍攻的陣勢已經形成，至此我皖南、蘇南部隊已無法集中；江北幾支部隊協力發展華中的計劃進展也十分艱難，新四軍現有的力量已不可能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時對付頑固派的進攻。形勢的發展，已經到了最後抉擇的關鍵時刻。
6月15日，陳毅同粟裕相商後，當機立斷，急電中央：決心將部隊移往蘇北，“再不決定”，必致蘇北、蘇南兩方受損。“
美麗的蘇北，垂柳環繞，池塘如鏡，河裡白帆點點，遠山在霧中飄浮，就像一幅絢麗的油畫。
就在這風光旖旎的蘇北，又一次，反共高潮已經形成。國民黨頑固派韓德勤，此時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
韓德勤本來就是一個反共專家。抗戰之前他曾率兵去江西蘇區“剿共”，與工農紅軍多次交鋒。他的部隊被打跨，自己也被活捉，由於紅軍政策寬大才得以釋放。粟裕對韓德勤也並不陌生。第五次反“圍剿”時，粟裕率部從高興圩撤向富田南邊白雲村，途中碰到韓的一個師，粟裕率士兵們一個衝鋒，像吃豆腐一樣，一下子就把它消滅了，繳獲頗豐。現在的韓德勤，粟裕經過進一步調查瞭解到，他在蔣介石的支援下，依靠嫡系主力第八十九軍和獨立第六旅等武裝，實行苛捐重賦，魚肉人民。當地老百姓流傳著一首歌謠：天上有顆掃帚星，地上有個韓德勤，手下白養幾萬兵，專門欺壓老百姓。
韓德勤不僅不抗日，而且極力鎮壓愛國運動，摧殘抗日力量。1939年春，韓部突然圍攻東海縣抗日武裝——八路軍獨立第三團，殺傷該團團長以下數百人。同年夏，又圍攻活動於高郵湖以北閔家橋地區的抗日遊擊隊，慘殺該游擊隊領導人陶容以下數百人，其中大部是共產黨員。類似的大小血案，遍及蘇北各地，時有所聞。蘇北國民黨部隊內部愛國官兵的抗日要求，也受到韓德勤的壓抑。日寇在其兵力不足的困境下，樂於利用韓德勤作為鎮壓蘇北抗日軍民的力量。日、頑雙方信使往來，狼狽為奸，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韓德勤已成了蘇北抗戰的主要障礙，解決蘇北問題，應先向韓下手。
當時，蘇北地區由韓德勤指揮的國民黨軍總兵力共有十六萬人，其中韓德勤系統八萬人，號稱十萬。但派系繁多，矛盾重重。駐在泰州附近地區的魯蘇皖邊遊擊總指揮部李明揚、李長江及曲塘一帶稅警總團陳太運等部，都是深受韓德勤排擠和歧視的中間勢力。他們的處境和具體情況與韓德勤的嫡系部隊和保安旅有所不同，因而政治態度也有差異。李明揚是老同盟會員，資歷比韓德勤老，他和李長江原是國民黨江蘇省保安處的正副處長，自從顧祝同、韓德勤包攬江蘇軍政大權以後，保安處長由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取代，二李的地位一落千丈，後來得到桂系的扶助，才維持了當時的地位。他們有一定的民族意識，企圖藉助於我新四軍的抗戰聲威，以抵制韓德勤的壓迫與兼併。而貴州籍的苗族人陳太運，屬於宋子文系統，是以同鄉關係得到何應欽的支援而維持了今天的地位。他也有一定的抗日意識。1939年，他曾一度被韓德勤軟禁於興化，與韓也是面和心不和。
粟裕從以上情況分析，認為，李、陳等地方實力派與韓德勤之間的矛盾，雖有其自身的利害關係，但也包含有堅持抗戰和破壞抗戰的矛盾。在蘇北頑、我之間，李、陳等地方實力派處於重要的地位。如果他們能中立，就可以全力對付韓德勤。因此，粟裕與眾多領導人認為，要解決蘇北問題，必團結李、陳全力除韓。
於是，江南新四軍積極主動與李明揚、李長江聯絡，陳毅親自與二李會面，並從新四軍的戰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