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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百川就把史方明約到了辦公室，由於兩個人關係一直很好，程書記又當過史方明的領導，年紀也比史方明大8歲，雖然現在同是一把手，史方明仍然把程書記當作老領導老大哥對待。程百川對史方明也向來有啥說啥，從不遮遮掩掩。他遞給史方明一篇新華社傳真來的稿件，史方明一看到《大鳥足球風波》的大標題就倒吸了一口涼氣。
“大鳥足球是在大鳥市市長濫施行政，硬性攤派的情況下搞起來的，因此引起了酒廠工人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市長辦足球的目的，是為了宣傳自己，搞亮點工程。其追隨者則借辦足球之機大發橫財，將上千萬的國有資產洗進個人腰包。酒廠寧可拿出幾千萬迎合領導，也不肯出幾十萬解決下崗職工的疾苦。這種只唯上不唯下，只為官不為民的行為，必然激起民憤，球迷鬧事就是民眾發洩憤怨的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已經在大鳥演變成社會的不穩定的因素。……”
看完傳真件，史方明感到了事情的嚴重。內參是專供中央高層領導參閱的內部刊物，上了內參就等於上了被審查被彈劾的名單，說不定哪位領導一句話或個批示，自己就被免職了，連個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他承認自己有個人功利的思想傾向和做法上的不妥，但總不至於鬧到砸汽車、靜坐請願、上內參的份兒吧！他感到委屈、沮喪和失落，無奈地搖了兩下頭，難過地將傳真件還給了程書記。程書記的心情也不好，他了解史方明不是那種好出風頭愛做表面文章的人，他搞足球的想法事前曾徵求過他的意見，他也是同意的。他相信史方明的動機和做法是為了拉動城市經濟，倒是有人想利用足球把大鳥搞亂，亂中奪權。他隱約感到，足球下掩蓋著一場鬥爭。
程百川嚴肅而坦誠地對史方明說：“你不要有太大的壓力，內參的事已經透過省委宣傳部給新華社打過電話，市委宣傳部部長也和記者站的那位記者溝透過了，稿件已經撤了下來。但這件事的複雜性和負面影響不可低估。據那個記者講，他雖不是受人之託，但卻有人主動向他提供情況。這兩天我一直在想足球的事，我認為球迷鬧事與下崗職工請願並沒有必然的聯絡。工人下崗的事在沒辦足球前就存在了，並非足球之過。所以足球風波和下崗工人靜坐請願的深層原因，可能是群眾對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的不滿，以及對分配不公所做出的反應。這些年來，處在急劇發展變化的社會轉型期裡的我們，為了提速經濟發展，注意力都偏重到效率和激勵機制上了，而對公平和公正卻忽視了。再一點就是人為因素，年底政府換屆前，是一個敏感的政治活動期，一些人總要藉助可以利用的事端進行非組織活動，因此不排除政府中的人，甚至我們班子中的人借題發揮，小題大做，唯恐天下不亂。”
聽程書記說到這裡，史方明很感動，他順便把廣告代理的事講了一下。
程書記說：“關於這件事紀委瞭解過了，與你和商信沒有關係。但足球風波你要記取教訓。你不應該親自到酒廠的董事會去遊說，這樣做就給人留下口實，說你強加於人也好、變向攤派也好都不為過。因為大家都很清楚，在社會轉型階段，企業有求於政府的方面還很多，即使在改制後，酒廠也不敢駁市長的面子，雖說是決定權在董事會，但出了問題，卻可以往你身上一推了之。”
程書記站起身來在屋裡來回踱了幾步，像是對史方明也像是對自己說：“我們還真要注意到這一點啊！我們在計劃體制下垂直領導慣了，再加上當領導的時間一長，養成了居高臨下，發號施令，不愛聽不同意見的毛病，我們如果被這種慣性裹挾下去，不但好心辦不成好事，而且會給企業，甚至整個大鳥經濟造成重大損失。”
接著程百川話題一轉，十分氣憤地說：“上次歌廳小姐的事我要求公安局認真查一查，是不是有人指使她乾的？一開始回話說是認錯人了，再往下查又說找不到人了。為這事我嚴肅批評了公安局，像這樣的事都可以稀裡糊塗不了了之的話，我們還怎麼幹工作？大鳥的風氣將會變成什麼樣？這件事剛過，就又有人告你廣告代理的事。這種事，你不查就會助長歪風邪氣，可你要調查起來空口無憑很難對證。所以，我看是有人故意用這種手段搶在換屆前把水攪混。這場鬥爭，從我們打擊賭博就開始激化了，畢竟是切身利益之爭嘛！我也想好了，雖然離退休不到半年，我也要在位一天就跟他們鬥一天！”講到這裡，程書記又將話鋒一轉，面帶微笑地囑咐史方明：“回家可不能跟商麗再吵了，吵翻了還得我跟你黃姐去勸，又給我添麻煩。另外這件事的起因不在商麗，如果你不當市長，不搞足球，也就不會有這些事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