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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法制欄目使用。作為電視節目的嘉賓主持，自然秀麗端莊，氣質不凡，加上她性格開朗潑辣，敢講敢做，在司法界、新聞界小有名氣。正因為如此，很難找到般配的郎君，至今仍獨身一人。
蕭寧走出報社，開車來到大鳥隊的駐地，找總經理胡天採訪。她想聽聽胡經理對這場比賽和裁判怎樣評價？喜歡拋頭露面的胡天，見到漂亮的女記者來訪，自然不會拒絕。
蕭寧首先開口：“我瞭解到吹這場比賽的裁判名叫楊輝，還是一個國家級裁判。坦率地講，我對他的執法十分反感，今天的比賽成了他的表演。如果不是他的胡作非為，雙方都有勝球的機會，結果絕不是平球。我從網站上查到了對楊輝的一些報道，說他一向是個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裁判，你對這樣的裁判怎麼看？”
“我認為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裁判還是極少數，對裁判的不良表現，多數球隊之所以採取容忍的態度，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幾乎所有的幕後交易都是在兩個人之間進行的，查無實據；二是足球比賽規則有一條鐵律，任何錯誤的判罰在賽後都不能更改。我聽說更改比賽結果的只有一次，就是最近發生在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中，烏茲別克對巴林的一場比賽。這場比賽是在烏茲別克進行的，比到最後還剩7分鐘的時候，烏茲別克隊獲得了一次罰點球的機會，但是當烏隊主罰命中後，裁判說烏隊有隊員提前進入了禁區，判罰球無效。這個愚蠢的日本裁判卻反判給了巴林發任意球。這樣一來，本應在主場以1：0取勝的烏茲別克隊，被裁判的一次明顯失誤扼殺了。烏茲別克隊不服，向國際足聯提出申訴，要求改判烏茲別克隊獲勝。但是你猜怎麼著？國際足聯只承認裁判是一次‘技術性失誤’，但比賽結果不能更改。後來在烏茲別克足協的強烈要求下，國際足聯才勉強同意重賽一場。烏茲別克足協認為，重賽一場可以，但只能重賽最後7分鐘，因為裁判的錯誤是在離比賽結束還差7分鐘發生的，因此要從我們罰點球開始，再比7分鐘就行了。國際足聯說，同意重賽就已經是破例了，你們要是不同意重賽就算了，只打7分鐘絕對不行。烏茲別克沒辦法，只得和巴林重賽一個全場，結果最後還是0：0握手言和。烏茲別克折騰了這麼一大圈，又無可奈何地轉回到了原來的結果上，簡直窩囊死了！在中國要是發生這樣的情況就更難改了，不要說比賽規則限制你，足協的領導層也不會支援你。他們這樣做也有他們的道理，如果球隊一輸球就把失敗的責任推給裁判，的確不利於中國足球從主觀上尋找失利的原因，在國際比賽中就會更不適應裁判，吃更大的虧。在這一思維定式下，足協在宏觀把握上，不可避免地要向裁判傾斜，在國外也是一樣。對球隊來講就要面對現實，只能去適應裁判，而不能讓裁判適應你。”
“那對黑哨裁判就沒有辦法處罰了嗎？”
“很難哪！黑哨裁判從理論上好界定，但實際處罰他就不容易了。比如裁判錯判在所難免，有意無意也很難說清，加上明顯的錯判不能糾正，能處罰裁判的人又顧慮重重，所以操做起來很難。關起門來講，是誰讓裁判變黑的呢？除了裁判自身的原因外，多數情況下是俱樂部主動上門送錢的，順序上是行賄在先受賄在後。所以板子全打在裁判屁股上也不公平。在足球腐敗的染指下，裁判和球隊同是一對受害者。現在給裁判送錢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大家心照不宣罷了！”
“既然這樣，大家都不給裁判送錢不就平衡了嗎？”
“你說的沒錯，問題也出在這兒，各俱樂部在公開的場合都會慷慨激昂地表態從我做起，堅決不行賄，但一到了底下就不一樣了，總有俱樂部去破規矩，想從裁判身上偷佔點便宜。有一個俱樂部開頭，吃虧的俱樂部就比著幹了。你不知道，俱樂部一旦從甲級降到乙級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俱樂部的資產一下子縮水幾千萬！為了這幾千萬，花到裁判身上的那點錢算什麼？”
“那就是說這場比賽你們也給裁判送錢了？”
胡天連忙擺著手否認說：“我可沒講給裁判送過錢！你千萬別亂寫啊！”
蕭寧笑著說：“你們送沒送錢我不知道，但這個裁判的表現可不像沒拿你們錢的樣子？”
胡天也笑了，說：“天機不可洩露！你怎麼想象猜測都可以，但不能當真，這是件說不清的事兒。你想，我就是真送了錢，我能說嗎？我說了，不但等於承認自己犯了行賄罪？而且也給大鳥抹了黑。如果深究下去，犯罪主體並不是我，是俱樂部，而俱樂部又是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錢是國家的，不是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