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說客

第1部分 (第2/4頁)

請律師為他們伸張正義外，主要還因為公司一方面有像大法官黑爾這樣的執法人為它撐腰，另一方面有當地實力最雄厚的特倫特與布倫特律師事務所為它作後盾。特倫特與布倫特是“本州最大、最為自負、聲望最高、而且最富的律師事務所，律師達120位之多”，它的“人員是清一色出生於社會中上層的男人，又都畢業於名牌學校，參加著名的宗教團體”。更使它如虎添翼的是，法官哈維·黑爾和大利公司的首席法律顧問列奧·F．德拉蒙德30年前在耶魯念法學院時是室友。面對這樣的對手，連布魯索這個與當地政客和警察有密切關係、走進監獄馬上就可獲釋的人也懼怕三分。

二、重壓下人性的扭曲

《超級說客》不僅反映了法律的破綻和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而且反映了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平民百姓的艱辛以及在社會重壓下人性的扭曲。布魯索和普林斯在孩童時代就是朋友。普林斯是尤吉酒家的老闆，“是孟菲斯那些神通廣大的人之一”。據說他還有更見不得人的一面：他和一幫有前科的人辦脫衣舞俱樂部，曾經兩次被送上法庭，“一次是因為賭博，一次是因為擔當賭注登記經紀人，但兩次庭審都因為陪審團無法取得一致意見而不了了之”。他還偷稅漏稅，採取不入賬的辦法，一年獲得款項達10萬美金之巨。他的朋友布魯索自己辦了個律師事務所，他“比市長本人認識的警察還多”。他辦公室的牆上掛著各式各樣的步槍、毛瑟槍。辦公室裡還有一個“染得高高的魚缸，混濁的水中幾條微型鯊魚在游來游去”。這鯊魚和各種武器也許能最好地象徵他和社會的特性，即在社會中，人的處世哲學就是大魚吃小魚，不惜一切手段獲得自己的利益，因為軟弱的人必被踐踏和吞沒，惟有自己強大才能生存下去。從法律意義上說，這兩個人是社會蛀蟲，理當被正法，但他倆最後仍然逍遙法外。

我們作為讀者應怎樣看待這兩個社會渣滓呢？我們能否把他們的行為看成是對政府、制度不滿和消極抵抗的一種特殊形式呢？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普林斯和布魯索雖然幹一些不光彩甚至違法的事，但他們倆始終是朋友不說，還畢竟願意為別人提供幫助。魯邊在捉襟見肘時，普林斯總是給予他在尤吉酒家打工的機會。當然他也是在剝削魯迪的勞動，但我們不應忘記，在美國找到工作，尤其是較為固定的打工機會也是很難的。魯迪被懷疑為縱火者，走投無路時，又是普林斯主動提出幫他解決問題。魯迪在加入布魯索小事務所時還擔心布魯索在聘用表格裡“埋下一些短句，以便將來用他的爪子更深地扣進我的肉體”，但實際上“並無任何值得大驚小怪的東西”。這裡給我們的暗示也許是，大事務所看上去雖富麗堂皇，裡面的人也衣冠楚楚，而實際上，他們卻幹著卑鄙的勾當；布魯索和他的事務所雖令人噁心，但卻遠非那麼骯髒。從另一方面看，如果他們都和其他的受害人一樣，遵守職業道德與做人道德，與人為善，那他們也會貧困潦倒不說，也可能像布萊克家和凱莉一樣成為被騙、被害的物件。

因此，我們可以說，普林斯和布魯索採取這種態度，從側面說明了他們所處的社會逼迫他們要走那樣的道路，也就是說，他們的行為是社會重壓下人性扭曲的結果。要說錯就錯在社會，因為生活於其中的個人是無法抗拒已腐朽了的社會的。多特在法庭上做證時，道出了世間的炎涼。“她給大利公司寫過許多信打過多次電話。她還給眾議員、參議員和市長們寫信打電話請求幫助，但她的努力全無結果。她上門打擾過本市的多家醫院，請求他們提供免費治療。她還把朋友和鄰居們組織起來募集醫療費，但結果同樣很慘。”

普林斯和布魯索的人性雖然在重壓下發生了扭曲，但他們畢竟還能利用自己的玩世不恭，投機鑽營，和社會對抗，過著優越的生活；而另一些人的人性扭曲除給自己帶來痛苦和不幸外，還給別人帶來身心的摧殘。克利夫·賴考是開叉車的，本領沒有，卻老是做夢想去大俱樂部打棒球。大概由於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他老是心情煩躁，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裡不顧三七二十一就要打他的老婆凱莉。她已經不止一次被他用一根鋁質棒球棍打傷。她有一次肋骨斷了幾根，另一次，腳骨被打斷，還有一次全身都被打破。但凱莉卻難以和他離婚，因為他威脅她不得離婚，否則他就殺了她。凱莉對魯迪說：“我捱揍挨膩了。我要不撤回起訴，他會殺死我的。”

從克利夫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十足的人性扭曲者的形象。他由於和凱莉在高中時就戀愛且由於不慎讓她懷了孕，不得不離家逃到孟菲斯結了婚，因為他們兩個家庭之間有嚴重的恩恩怨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