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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話雖不是無的放矢,卻也冒著很大風險。保單雖然明確將任何可以移植的器官的移植手術排除在保險範圍之外,但並未提到骨髓,而骨髓並非器官。保單的起草人當初昏了頭,留下了一個大漏洞。而在馬克斯·勒伯格給我的那份新制作的保單中,卻有明確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
被告的戰略已經昭然若揭了。他們不會承認這樣一家大公司人員太多,難免會有不稱職的僱員犯下某個錯誤,並且以此來和我們磨蹭。德拉蒙德此刻的戰略是對一切都拒不承認。他斷言骨髓移植手術極不可靠,屬於假冒偽劣之列,決不是治療白血病公認的常規方法。
他口若懸河,像醫生一樣滔滔不絕地談論尋找合適的骨髓捐贈者的困難,有些病例找到的機率僅為數百萬分之一;即使萬幸找到,手術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之低。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自己的一句老話:“這根本不屬於保單規定的保險範圍!”
他打定主意要刺激我。他第二次提到“貪婪”這個詞時,我立即跳起來反對。案情概述本來不是進行辯論的場合,辯論得等到最後。他只該把自己對證據的看法告訴陪審團。
基普勒,這位可愛的基普勒,我話音剛落,就立刻說道:“反對有效。”
初次交鋒,勝利在我。
“我很遺憾,大人,”德拉蒙德誠心誠意地說。他開始談論他的證人,他們的身份,他們證詞的內容。他已經洩了氣,話講了也有10分鐘,本該就此打住,可他卻依然拖完了一刻鐘,直到基普勒告訴他時間已到,這才謝了謝陪審團。
“傳喚你的第一位證人,貝勒先生。”基普勒說。我想害怕也來不及。
多特·布萊克心情緊張地走到證人席,宣誓後坐下,望著陪審員們。她穿著一身普普通通的棉質裙服,衣服已經很舊,但看上去十分整潔。
我們,多特和我,有個指令碼。一週前我給了她,我們已經練過10次。我提問,她作答。她害怕得要命,而且這完全合情合理。她回答時口氣木訥,一板一眼。我曾對她說過,她若是緊張一點,並不礙事,陪審員們不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姓名,丈夫,家庭,職業,保單,唐尼·雷病前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況,病後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況,他死後她的生活狀況。她擦了幾次眼淚,但並未失態。我曾叫她儘量不要哭泣,誰都知道她有多麼悲傷。
她敘述了身為人母卻不能為垂死的愛子提供健康護理的酸楚。她給大利公司寫過許多信打過多次電話。她還給眾議員、參議員和市長們寫信打電話請求幫助,但她的努力全無結果。她上門打擾過本市的多家醫院,請求他們提供免費治療。她還把朋友和鄰居們組織起來募集醫療費,但結果同樣很慘。她辨認了保單和申請書,回答了我提出的與購買保單及每週來收取保險費的博比·奧托有關的問題。
接著我們開始涉及那批寶貝材料。我把那最初7封拒賠的信件給她,她向陪審團一一讀了一遍。這些信的內容讀出來比我希望的還要惡劣。乾脆拒絕,不做任何解釋。理賠部拒絕,理由是有待保險部稽核。保險部拒絕,理由是有待理賠部稽核。理賠部以先前存在的情況為根據加以拒絕。保險部以唐尼·雷已長大成人不再是家庭成員為根據加以拒絕。理賠部斷言骨髓移植不屬於承保範圍而加以拒絕。理賠部斷言骨髓移植屬於初步試驗階段而非公認的治療方法從而予以拒絕。
陪審員們屏氣凝神仔細地聽著每個字。這些情散發出的惡臭籠罩著人們。
接著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多特一邊讀,我一邊緊盯著陪審員的臉。有幾位明顯地露出了震驚的表情。有幾位無法相信自己的兩耳,不停地眨巴著眼睛。還有幾位怒視著被告席,而令人奇怪的是,被告律師團的所有成員這時卻低著頭在沉思默想。
多特讀完了這些信,法庭裡寂靜無聲。
“請把信再讀一遍。”我說。
“反對。”德拉蒙德迅速站起來說。
“反對駁回。”基普勒斥道。
多特又讀了一遍,讀得更為從容,更有感情。這正是我結束對她的問詢的最佳時機,因而我向陪審團致意後走回自己的座位。德拉蒙德走到講臺前。他要是對她態度粗暴,那他將大錯特錯;我想他不會。
他從她以前買的保單開始,泛泛地提了幾個問題,然後話題一轉,問她出於什麼原因,要買這一份保單。買這份保單時她心裡有何打算?多特只想把全家都包括在內,如此而已。而那位經紀人當時就是這麼保證的。經紀人有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