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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朝戴克擠擠眼。
“根據你們的專家估計，骨髓移植的費用在15至20萬之問。我們不想對這個數字的準確性進行辯論。現在假定，僅僅是假定，我的委託人有支付這筆費用的責任，比如說，這屬於承保的範圍之內，請你注意：這僅僅是假定。那麼，我的委託人當時應該付出大約17萬5。”
“你這麼說也成。”
“那麼我們現在願意拿出同樣的數目，來把這樁案子了結。17萬5哪！不要再取什麼證了，我7天之內把支票交給你。”
“我不同意。”
“聽著，魯迪！再多的錢也不能讓那小夥子起死回生啦。你得跟你的委託人講點兒道理。我想她是想把案子了結掉的。有時候我們這些當律師的，就得拿出律師的樣兒，負起責任來。這個可憐的老太婆，可不知道開庭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啊。”
“那我跟她談談。”
“現在你就給她打電話。我可以等你1小時，1小時以後我可是怎麼都得出去啦。給她打電話！”這個卑劣的混蛋，很可能把竊聽裝置與他的電話聯接起來了。他要我給多特打電話，他這樣就可以在一邊偷聽。
“我會給你打電話的，德拉蒙德先生。再見。”
我掛掉電話，倒好錄音磁帶，開始大聲放音。
戴克退回到座椅上，嘴巴合不攏，4顆大板牙閃閃發光。“是他們在竊聽我們的電話！”錄音放完後，他無法相信地說。我們雙雙盯著錄音機，彷彿只有它能對這做出解釋。這突然的發現使我震驚。我全身麻木，有幾分鐘之久無法動彈，無法思考。電話鈴又陡然響了起來，但我們誰都沒有伸手去接。我們害怕它。此刻。
“我想得告訴基普勒。”我終於開口說，語調沉重而緩慢。
“我可不這樣想。”戴克說著取下眼鏡，擦了擦兩眼。
“為什麼不？”
“咱們好好考慮一下。我們知道，或者說至少我們認為我們知道，德拉蒙德和他的委託人，或兩者之一，竊聽了我們的電話。德拉蒙德肯定了解竊聽器的事，因為我們剛才已經逮住了他。但是，我們都沒有辦法加以證明，沒有辦法當場抓住他。”
“他是至死也不會承認的。”
“完全正確。所以基普勒對他能怎麼辦？沒有真憑實據就隨意指控他？還是再給他一頓訓斥？”
“到現在他早已習慣訓斥了。”
“而且這對審訊此案也不會有任何作用。你不能對陪審團說，德拉蒙德和他的委託人，在取證階段幹了骯髒勾當。”
我們兩個又對著錄音機呆呆地看了一會兒，心裡在反覆咀嚼這件事，盡力想在重重迷霧中摸索出該走的路。去年上職業道德課時，我們讀到了這樣一個案例：有位律師在另一位律師通話時秘密錄了音，結果受到了嚴厲的懲處。我是有罪的，但我小小的罪過，與德拉蒙德令人不齒的行為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麻煩的是，如果我把錄音帶作為證據。我就會被人揪住小辮子。而德拉蒙德永遠也定不了罪，因為用錄音帶根本無法將他制服。他捲入到了什麼程度？竊聽我們的電話是否他的主意？或者他只是使用了委託人傳遞給他的偷來的資訊？
對這一切，我們又將永遠無法說清楚。但由於某種原因，這又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清楚。
“我們可以利用竊聽器實現我們的目的。”我說。
“這和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不過，我們得當心點兒，不要引起他們懷疑。”
“對。咱們把它留到審訊的時候再用。咱們等到最後時刻，叫這些小丑統統勞而無功。”
我們倆不約而同，慢慢地咧開了嘴巴。
過了兩天，我才打電話給德拉蒙德，把這個令他傷心的訊息告訴他：我的委託人不想要他骯髒的錢。她現在的行為有點古怪，我向他透露道。今天，她害怕出庭；明天，她卻又要去法院。就目前而論，她想的只是戰鬥。
他一點兒也沒有起疑心。他又回到他那典型的強硬路線上，威脅我說，他們可能永遠不會再提起這筆錢；本案的審理從頭到尾都可能無比激烈，變化莫測。我相信這些話傳到克利夫蘭竊聽者的耳朵裡一定很受用。不知道要多久他們才能聽到這段對話。
這筆錢該拿。多特和巴迪將會得到10多萬，這麼多的錢他們用也用不完。他們的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