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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後塵而來，無論這種搶劫行為的規模有多大。
太平軍作戰時的軍事技術是極為簡單和最為原始的；我實在懷疑“戰術”一詞究竟能在哪一方面用來指他們那種千篇一律的作戰方式。如前所說，人數上的優勢是他們最先考慮的因素；他們的人馬源源不斷地開向被定為進攻目標的任何預定地方。但是，在主力部隊出現之前，他們首先秘密地派遣偵探和密使前去探路和散佈虛假的謠言；當這些謠言和陰謀使得人們驚惶失措時，這些密探便趁機在城內外左右不靠的建築處縱火，更多的則是在整個街道上縱火。如果這些密探被官方抓獲並處死，叛軍就毫不遲延地指派其他人接替他們，讓同樣的情形再度重演，直到清方官吏或全城居民逃之夭夭，或者就像在寧波所發生的那樣，清軍已變得士氣低落，鬥志全無，那麼，該地便輕而易舉地落入叛軍手中。同時，逃亡的鄉民們必定是氣喘吁吁慌不擇路而逃的，難免會將他們所看到的太平軍的人數和行動作誇張性的報道。在此混亂之中，幾名叛軍在遠處出現，他們那色彩斑斕的俗麗服裝產生了通常所有的那種奇特影響，他們那令人不寒而慄的喊叫聲更使膽怯的中國人的心中充滿了恐懼。接著，如果這套把戲一直進展順利，看上去已沒有什麼危險也不用再費多大力氣時，成千上萬的叛軍便手持大刀、長矛、鳥槍等武器，繼續狂野地衝向目標，暴露在他們面前的任何東西自然在劫難逃。就在此時，也僅僅在此時，首領（或者是統帥，或者是王）才首次露面，因為在由召集來的上海劫匪所組成的前鋒部隊打通道路之前，這些人極少或從未被聽說過，他們的直接舉止也從未被看到過。
我認為，上海港最近所發生的事件正證明了上述報道的正確性。在對上海的反覆進攻中，按照太平軍通常的慣例，被視作劫匪的這群人奉命在前面充當先遣隊，他們焚燬村莊，製造恐怖，首領們自然是呆在後面，遠遠地觀察其計略的效果。我很高興地說，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多虧了何伯先生和我們的志願兵，他們的詭計最終遭到了挫敗。我想，上海的教訓將會對太平軍產生有益的影響，因為他們極為懼怕沉重的打擊，儘管他們十分自負，而且最初計程車氣較為高漲。
這份公函已顯得過於冗長，因此，我將不再談論來自杭州的報道，我打算在另一封信中再陳述這些內容。閣下關於該城人民必將蒙受苦難的信念已完全被事實所證實。我得到的所有細節所揭示的不幸實在令人悲痛欲絕。
現在我謹向閣下陳述我觀察太平天國的幾點感受，以此來結束這件公函。我覺得這麼做也許已超越了我作為領事的正常職責，因為就閣下所處的崇高地位和所具有的豐富閱歷而言，唯有閣下才有資格談論如此嚴重而又嚴重的問題。
但是，如今人們都在沸沸揚揚地談論太平叛亂這一話題，它在倫敦、巴黎和北京無不引起了極大關注，所以，和其他人一樣，我也想冒昧地就此闡明自己的看法。為此，我懇請閣下能夠寬宥我的唐突，鑑於在最近三個月間，我處在這種特別有利的地位從未得出任何不正確的結論，而且我還是1853年隨“何默士”號皇家軍艦赴南京與太平軍進行接觸、親身瞭解到這場不同尋常的叛亂的首批歐洲人之一，上述情形也許能使閣下認為我有充分的權利來自由地闡述自己的觀點。
因此，現在我冒昧地斷然宣告（十年來我一直毫不動搖地堅持這一觀點），太平叛亂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或民眾運動是一種極大的欺騙，太平教義作為一種信條或倫理則是亙古未見的最巨大、最褻瀆的欺騙。我在人類歷史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與之相比的宗教教義，當然，也找不到任何就衡量這場叛亂的政治層面進行比較的標準。我徒然地在最黑暗時代的歷史中尋找世人互相傾軋、利慾薰心的同樣事例，結果發現其黑暗與卑劣程度實為史無前例，諸如在宗教的名義下所犯的這等褻瀆罪行，模仿英雄舉止的插科打諢，令人極為厭惡的潘特龍（Pantaloon，昔日義大利喜劇中戴眼鏡穿窄褲的丑角）式的醜態，以及如此眾多的由極富悲劇性的血腥事件所織成的脆弱的蜘蛛網。與太平軍這幫狂徒相比，約翰·馬篤斯（1534年德國閔斯德城平民起義的領導人，他所建立的公社在經過16個月的鬥爭後陷於失敗）及其閔斯德城邪惡的冒險者們在1534…1536年的荒唐囈語不禁黯然失色。
凡是有見識有理性的英國人，在和太平天國接觸後所產生的第一印象並不是驚異，而是與接踵而來的鄙視和厭惡交織在一起的恐怖。太平天國境內到處都是一片“空無”（我找不到更恰當的字眼來表達我的意思），沒有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