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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指出太平天國最大的弱點，就是反對文化，造成“知識分子不為所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以鄧力群、華崗、范文瀾為主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也非常客觀地對太平天國加以評析，指出了導致他們敗亡的狹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貫穿始終的宗派思想、享樂思想和低階趣味。
極“左”思潮一度氾濫時期，出於狹隘的意識形態原因，國內學者大多失去客觀性，他們對馬克思、孫中山、李大釗等人有關太平天國的評價視而不見，只是從簡單的“階級”立場出發，一葉障目，對太平天國大唱讚歌。他們在史料挖掘和史實鉤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極多，卻均是出於“一面倒”的治學原則。凡是有利於突出太平天國“高大全”的東西，即使是經篡改過的民間歌謠、讖言，也當成史實加以“發揚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國“光輝形象”的東西，拋開汗牛充棟的清政府原始檔案不講，即使是當時身經戰亂，對交戰雙方均加以客觀描述計程車紳、學子筆記，也均斥之為“地主階級”對太平軍的“誣衊”和“抹黑”。更有甚者，極“左”學者們往往背離“雙百”方針，對不同的學術聲音加以圍剿，甚至把太平天國的治學研究引入“儒法鬥爭”的死衚衕，似乎誰只要歌頌農民起義就等同於給誰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歷史唯物主義”保險，失去了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這種治學嚴謹程度，遠遠不如民國初期的梁啟超。
梁啟超在痛詆太平天國和洪秀全的同時，仍舊大力推崇扶危定亂的李秀成，他滿懷深情地寫道：“李秀成真豪傑哉！當存亡危急之頃，滿城上下，命在旦夕，猶能驅使健兒千數百，突圍決戰，幾殲敵師。五月十五日之役，曾軍（湘軍）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復能以愛馬救幼主，而慷慨決死，有國亡與亡之志，雖古之大臣儒將，何以過之！……（倘）使以（李）秀成而處洪秀全之地位，則今日之城中，安知為誰家之天下耶！嗚呼，劉興罵項，成敗論人，今日誰復肯為李秀成揚偉業、發幽光者！百年而後，自有定評。後之良史，豈有所私。雖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亦人傑矣！”
反思極“左”思潮下，對太平天國的讚不絕口，無外乎著力於以下幾點：第一，太平天國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農民革命運動”；第二，《天朝田畝制度》是一個“偉大”的“農民革命”綱領，具有“徹底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義”；第三，馬克思曾稱太平天國運動為“中國的社會主義”。
一切的一切，謬誤以外，還是謬誤。
首先，太平天國自其建立之始，因為“拜上帝教”與“基督教”的“血脈”關係，其頭目們就與洋兄弟們勾勾搭搭，直到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與“洋鬼”結下深仇，所以“反帝”無從談起。
1858年，英國軍艦“李氏號”（Lee）經過金陵，遭太平軍將士誤擊，額爾金下令反擊。洪秀全把發炮的軍士斬首後，派人向英國人道歉，希望洋人兄弟幫他滅“臭蟲”（滿清）。同時，寫下打油詩詔書示好，讓額爾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穌真天兄，爺哥帶朕坐天國，掃滅邪神賜光榮，西洋番弟聽朕詔，同頂爺哥滅臭蟲。天國邇來今既來，西洋番弟把心開，朕前上天見爺排，萬國扶朕在天台。爺排定定今來到，替力出力該又該。替爺替哥殺妖魔，報爺生養戰勝回。西洋番弟朝上帝，爺哥帶朕坐山河。朕今實情詔弟等，歡喜來朝報爺哥。朕據眾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詔眾臣禮相待，兄弟團圓莫疑狐。”此後，以洪秀全本人為首，一直對洋兄弟十分看重，身居深宮的洪天王連洋人艦隻加煤加水這樣的瑣事都會親自過問。即使到了太平天國與洋人撕破臉的後期，1863年，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譚紹光仍然與常勝軍統領戈登等人通訊，要求做買賣，搞軍火生意，明白表示：“我朝系與清朝爭疆土，與外邦毫無嫌怨。”洋商洋行（包括戈登）為了獲利，同時將大量軍火賣給清朝和太平軍這交戰的雙方。法國人狄支沙（C。A。M。deJesus）的文章中證明，僅1862年4月，上海一家外國洋行就賣給太平軍步槍3046支，野炮795尊，火藥484桶，子彈18；000餘發。（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即使天京被圍期間，洋人們仍不斷供應糧食、茶葉、絲綢、軍火，甚至鴉片。（《北華捷報》選譯，第467－468頁）由此推之，可以想見太平天國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密切關係。
“反封建”方面更不必講，清朝咸豐帝有名號的嬪妃只有18個，洪天王有88個“嬪妃”，後宮供其縱慾者近兩千女性。相比封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