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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一帶，亦次第失守，正所謂“一夫作難，星火燎原”，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擊。從1851年到1864年，十三年間鼙鼓動地，烽煙四起，神州板蕩。太平軍轉戰南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將戰火蔓延到十六個省份，六百座城池，而且迫近天津，問鼎京畿，差一點就把大清變成了大明。當此危急存亡之際，各地軍民官紳卻並沒有坐視不管，袖手旁觀，更沒有趁亂而起，瓜分天下。身為漢人的曾國藩，以卑微之職，起而“勤王”，靠著不過是些民兵鄉勇的“團練”，建立起一支強大的軍隊（湘軍），屢敗屢戰，九死一生，終於為大清帝國扳回敗局。事實上，在這次戰爭中崛起的“中興名將”，無一不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漢族士大夫，如李鴻章，如左宗棠，如胡林翼。漢人，並沒有不把大清看作自己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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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然倒塌的帝國（3）
那麼，這一次，怎麼就沒人做曾國藩呢？
袁世凱不做曾國藩，自有他個人的原因———做“中華民國”的大總統，當然比做“大清帝國”的什麼名臣更有吸引力。其他人不做曾國藩，則另有緣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武昌首義之後，朝廷曾有意調新軍第二十鎮南下征剿，該鎮的統制（師長）張紹曾卻召###議說：“湖北之變，為剷除專制，實現共和，以此倡議號召天下，凡屬同胞，都會支援。”如果貿然前往鎮壓，必定是“勝則自殘同類，敗則死無指名”。結果是，這位清軍將領不但不去打革命黨，反倒於10月29日在灤州發動兵諫，提出十二條政綱，逼清廷讓步。當時的民心，由此可見一斑。這可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儘管武昌首義的1911和金田起義的1851都是辛亥年，但兩個“辛亥”並不可“同日而語”。此辛亥不是彼辛亥，孫中山也不是洪秀全。孫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夠給中國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則不然。因此，如果讓那些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進行選擇，結論是不言而喻的：在大清帝國與太平天國之間，他們寧願選擇前者；在大清帝國與中華民國之間，他們卻可能選擇後者。
實際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於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傳播，使國人第一次知道，原來世界上還有另一種制度，我們也還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這就是共和，就是憲政，就是民主。正是民主、憲政與共和，使英國和日本那樣的“蕞爾島夷”戰勝了我“天朝大國”。因此，要想“富國強種”，就非得“剷除專制，實現共和”不可。大清王朝既然與專制制度聯絡在一起，那麼，其亡也不足惜。如果大清有自知之明，能反躬自省，迅速改制，實施變革，倒也罷了，偏偏它又反應遲鈍，一味拖延，出爾反爾，毫無誠意，屢屢失信於民。那麼，請問還有誰願意來救助這個“扶不起來的劉阿斗”呢？
毫無疑問，對於共和的上述理解，現在看來已嫌膚淺。但在當時，卻足以顛覆國人頭腦中固有的皇權思想與帝制觀念。在20世紀初的那些年份裡，不少人都有幡然省悟的感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看透了一切———既看透了大清，也看透了專制。結論是：作為一個專制政權，大清絕不會自動放棄它的絕對權力。唯一的選擇是革命。顯然，無共和思想，則無武昌首義；無武昌首義，則無大清之亡。如此說來，大清之亡，豈非亡在制度？
事實上，清之亡也不同於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卻不是。作為一個王朝，它並沒有到氣數已盡的程度。民生狀態既不至於“官逼民反”，實際執政的慈禧太后也非“亡國之君”。秦之亡因於暴政，清也不是。當然，作為專制王朝，大清自然不乏暴戾之處（如文字獄），但未必暴於諸朝（如腰斬之刑即為清人所廢，光緒三十一年又廢凌遲）。在帝國制度的框架內，清人已經算是做得不錯了。然而秦亡以後，它開創的制度並沒有隨之消亡，反倒延續了兩千多年，以至於“百代都行秦政治”，清卻把這個制度一併帶入墳墓。所以，清與秦，也不可同日而語。秦，雖死猶存，它亡得悲壯；清，迴天無力，它亡得窩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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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然倒塌的帝國（4）
也許，只有殷之亡和周之亡可以與它相提並論。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戰勝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國制度替代了邦國制度；清之亡，則兼二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問題是，帝國制度為什麼會亡？
從某種意義上說，帝國是自己把自己殺死的。實際上帝國制度自其創立之日起，就為自己留下了隱患，種下了胎毒，埋下了禍根。只不過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