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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算幹到明天天亮也無法完成，這樣匆忙趕製的標書毫無實際意義，我才不理睬他呢，我打算隨便拿以前的兩封標書拼湊拼湊給他，我的老闆是個STUPID的傢伙，不懂業務又胡亂發號施令！這道題目的問題是——這人可以發這封郵件嗎？為什麼？”
田野說：“這題我還沒有做到。當然不可以發這樣的郵件啦，明顯在講老闆壞話嘛，還白紙黑字寫下來，不是找抽嘛。”
施南生得意地晃了晃腦袋道：“讓我從商業行為準則的高度給你講講為啥不可以發這封郵件吧——你不能留下任何關於他人的文字記錄，假如這些內容是你放到桌面上講出來會感到尷尬的。”
拉拉聽了也來勁了，侃侃而談道：“這道題我也做過，挺有意思的，我覺得它在宣揚一種實誠文化，並作為紀律硬性規定下來——我背後講的應該是我當面也能講得出口的——每個員工都要簽字宣告‘我讀過、理解並且接受上述內容’。作為商業行為準則，本身應該是紀律性的內容，但是它其實同時在灌輸價值觀，或者說它在教我們怎麼做人。我們可以發現西方人往往比東方人更少撒謊，老外既比我們中國人直接，但又很少隨便講別人壞話，他們更強調只描述具體的客觀事實本身，而避免去評價人的好壞。因此，我們基於事實說‘某某今天遲到了一小時’，我們不說‘某某沒有時間觀念’，我們說“你這個月遲到了三次”，我們不說“你又遲到了你總是遲到！”這確實行之有效，可以避免人與人的衝突，因為誰也不能否認‘遲到一小時’這樣的客觀事實，但你說他‘沒有時間觀念’他可能會跳得很高，同樣的，你說他業務能力不夠，他也許會憤怒地說我覺得我業務能力很強，但你說他最近三個月指標完成率低於80％，這就是他無法反駁的事實了。”
王海濤點頭道：“所以呀，溝通技巧的培訓不就教我們溝通要基於事實，如果有人告訴你，他業績很好，你一定向他拿STAR（SITUATION，TASK，ACTION，RESULT，即當時的背景，需完成的任務，當事人採取了怎樣的具體行動，最後的結果怎樣），才能搞明白到底怎麼個好法，得問他你的業績排名第幾？他說第三的話，你就要問他你組裡一共多少員工？也許一共才三人，第三名其實是最後一名哈。”
施南生撇撇嘴道：“得，一個比一個能吹。都改行吧，別做銷售了，開顧問公司挺適合你們。”
田野鄙夷道：“顧問公司沒有那麼好開的！你得有技術。通常吧，那些CONSULTANT（顧問）都會先來INTERVIEW（訪談）企業內部的人，問你想達到什麼目的、有什麼想法，然後你唾液橫飛地跟他聊上兩小時，他回去把記錄下來的東西整理整理包裝包裝，再加上一些從你們這個行業各家公司收集來的市場資料，然後以一百萬的價格賣給你，學名VALUE…ADDED（增值），這可都是高層次的腦力活兒，你們行嗎？我怎麼橫看豎看你們都像體力勞動者呀！”
這回輪到王海濤來勁了，他把自己假想成朗鹹平，用一個PROFESSOR的口氣道：“田主席這話令我深有感觸，顧問公司賣給我們的往往是我們自己的IDEA（主意），人們會去相信顧問公司能提供解決之道是愚蠢的——他們能比我們自己更瞭解我們的行業、我們組織內部的情況嗎？通用的原則是不妨聽聽他們的意見，至於具體的方向和策略，自己的事情應該是自己最清楚才對，浪費那個錢沒有意義！”
當我們是新人的時候（1）
王海濤和施南生對灌了兩杯，開始痛說往事互訴衷腸。
施南生首先聲情並茂地展開回憶：“那時候我入行不久，有一次我去面試，一開場對方就讓我先用英文做自我介紹，我靠！我的英文哪夠面試的水平呀，就湊合能說I am a nurse，what's your name？ I love you， can you give me some water？ （我是一個護士，你叫什麼名字？我愛你，能給我點兒水喝嗎？）使出吃奶的勁兒才憋出幾句，把我急得滿頭大汗，根本沒法說下去了。你說我們做的都是國內市場的銷售，有必要這麼考英文嗎？就衝著這一條，我還不愛去了呢！太矯情了！”
王海濤擺擺手說：“你這就算好的了，人家起碼給了你講的機會，是你自己講不下去。我入行的時候比你慘多了，根本就不給我講話的機會！”
施南生不信：“不可能！既然叫你去面試，就是專門要聽你講了，哪會不給你講話的機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