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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別，朱德囑咐成仿吾：“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勢，要保重身體。我們隊伍中老同志不多了。” 成仿吾陪著朱德坐車繞著校園看了一下，便握手告別。成仿吾沒有想到僅一個多月後，朱德就與世長辭。
6月21日上午，按照有關方面的安排，朱德要會見澳大利亞聯邦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早晨，朱德起床後，感到身體不太舒服。家人勸他立刻休息，不要再工作了。朱德聽後搖了搖頭：“這是黨安排的工作，我怎麼能因為身體不好而隨便不去了呢？”
吃了藥，他乘車前往人民大會堂。踏進大會堂，來到預定的會見地點——迎賓廳時，卻沒有往日那種迎賓的氣氛。原來，馬爾科姆·弗雷澤總理的時間推遲了，而竟然沒有事先告知委員長。
正是盛夏季節，北京城裡驕陽似火，燥熱得炙人。由於不知馬爾科姆·弗雷澤何時來到，朱德只好在人民大會堂裡一間放有冷氣的房間裡靜靜地等候。
不知不覺，將近一個小時過去了。迎賓廳的氣氛變了。馬爾科姆·弗雷澤總理的車隊緩緩駛進大會堂……
回到家中，朱德便感到身體不舒服，有些咳嗽，伴有低燒。經醫生診斷，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現了腹瀉，醫生建議立即住院治療。朱德想到次日要會見外賓，堅持說：“不要緊，等明天我會見了外賓，再去住院也不晚。”因為身體不適，他沒有再接見外賓，外事部門對會見上有關安排做了調整。
最後一個軍禮和最後一次接見外賓��（5）
26日，朱德因病情加重，被送入北京醫院治療。
這時，秘書尹慶民與朱家商量，想利用朱德住院這個機會把他的浴室給改造一下。原來，新六所的臥室沒有衛生間，進進出出很不方便，中辦知道後，便曾想把這裡改造一下，可是朱德說什麼也不同意：“我們一進城，蓋了些高大的樓房，但現在好多老百姓都還沒有房子住，人口發展比房子發展快得多。像我這樣的幹部，你們不能光說照顧我年歲大了不方便，還要看到我歲數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這樣的房子對我來說就不錯了，我們國家還很窮，為我，就不要花過多的錢了！”
中辦管理局副局長李維信見朱德不同意，就反覆解釋說只作一次正常的維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時維修，將來壞了，損失可就大了。
聽李維信這麼一說，朱德這才勉強同意。於是，利用他一次去北戴河的機會，中辦管理局將房子給“維修”了一下，將朱德的辦公室改成了衛生間與臥室相連，又將餐廳改成了辦公室，並在院子裡擴建了一個新餐廳及一個理髮室。
當朱德一回家，看到自己的“生活”徹底變了樣，非常生氣，反覆批評秘書和工作人員：“這是改建麼？！你們這是跟我搞策略，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然而生氣歸生氣，木已成舟，只得勉強接受。但這一次改造留下的惟一遺憾就是衛生間的澡盆是按當時市場的標準尺寸做成的，盆的邊沿比較高，而且地面的瓷磚也特別滑，沒有考慮到一個老人使用它的實際情況。以至在以後的幾年中，朱德每次的洗澡便成了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必須在兩三個人的幫助下才能順利完成洗浴。
這次朱德住院了，秘書抓住這個時機趕緊向中辦管理局協商加班加點地將浴室進行了改造。可是誰也沒有想到最終老人一天也沒有享受過。
幾天後，朱德的病情稍有緩解。當時，天氣很熱，病房在四樓，沒有空調，把房門、窗門全部開啟同樣燥熱。康克清想為他爭取調整一下病房，可是他說什麼也不同意：“進到醫院來，一切聽從醫院安排。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不能再給他們添麻煩。”
但進入7月後，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種病症併發，醫生說“心臟衰竭、糖尿病嚴重、心肌也有問題”，又增加了腸胃炎等，高燒一直不退。
接著組織會診，提出多種治療方案。同時，成立了以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蘇振華為組長的醫療組。時任衛生部長的劉湘屏是組員，同江青關係密切，儘管每天都來看望一次朱德，但缺少真誠的關心。有一次，劉湘屏問負責朱德總醫療的主管醫生：“還能拖多久？”
7月1日，朱德把秘書叫到床前，問道：“今天是黨的生日，報紙該發表了社論了吧！念給我聽聽。”之後，又提出要給他念書、念檔案。秘書為了讓他能安靜休息一會兒，只好含著熱淚悄悄地躲到別的房間去了。於是，朱德又斷斷續續地發出輕微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