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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如前所述，並不僅僅是公理，而是“人性與公理”的結合。在沒有律師的時候，總是很容易看出誰對誰錯，特別是爭論雙方相互都很瞭解，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傳統中，律師的缺乏使得正義成為可能。只要有正義、人心就會趨向平和。鄉紳作為一個階級比城市的紳士要純潔，儘管從經濟上講，他們仍然具有寄生性質。有一些傑出正直的學者，他們並不以處理訴訟為生，他們以自己的人格和學問的聲譽，與村裡的長者一起，受到村民的尊敬：在這些長者和學者的領導下，老百姓們日復一日地生活著。如果爭端仍不能解決，比如涉及犯罪或分割財產等，爭論雙方為了面子準備決一雌雄，他們就只得把案子送往衙門。然而，這只是在雙方都準備犧牲自己的時候，因為他們通常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衙門。
中國人民能管理自己，他們也一直在管理著自己。如果“政府”這種東西能不干涉他們的事務，他們倒也很願意讓政府靠邊稍息。讓人民在10年中處在無政府狀態，不讓他們聽到“政府”這個詞，他們會在一起和平地生活，他們會繁榮昌盛，他們會開發沙漠，把它變為果園。他們會製作器皿並銷往全國。他們將創辦企業，開發地球上的寶藏。人們將不再種植鴉片，因為沒有人強迫他們去種，鴉片就自動絕跡了。他們將會省下足夠的錢以防旱澇饑荒等不惻風雲。取消那掛著“富國強民”招牌的稅務局，國家將會更富，人民將會更強。
“仁政”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在政治生活中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缺乏一部憲法，缺乏民權思想。這個特點根源於一種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哲學。它將道德和政治混為一談，是一種道德和諧的哲學，不是一種力量的哲學。制定一部“憲法”的前提是認為我們的統治者們可能是一些無賴、騙子或竊賊。他們可能會濫用職權，侵犯我們的“權利”。於是我們可以依靠憲法來保護我們的權利。而中國人有關政府的觀念卻恰恰與此相反。我們認為政府官員是“父母官”，他們實行的是“仁政”。他們會像照看他們自己的孩子們的利益那樣照看人民的利益。我們放手讓他們去處理一切事務，給予他們絕對的信任。我們把數以百萬計的錢放在他們手中，但從不讓他們彙報開支情況。我們給了他們以無限的權利。卻從未想到過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我們把他們看作是仁人君子，有教養的紳士。
對這種仁政的批評，最細緻、最公正、最尖銳不過的要算2100多年以前的韓非子了。他是“法家”的哲學家，生活在孔子之後約300年的時候。他是法家中最後一個，也是最偉大的人物。他贊成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他對人治政府的弊端作了尖銳的分析。他所描述的中國當時的政治生活狀況，與現代中國的狀況是那麼驚人地相似。如果他是在今天向我們講話，那是絕不需要修改一個字的。
根據韓非子的觀點，政治賢明的開始在於拋棄所有道德上的陳詞濫調，避開所有道德改革的努力。筆者堅信，如果我們能夠早一天停止談論人民的道德改革，中國就有可能早一天出現一個廉潔的政府，這麼些人堅持認為道德改革是解決政治腐敗的方法，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他們幼稚的思維方式的標誌。表明他們沒有能力把政治問題作為政治問題來處理。他們應該看到我們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一直在重複著那些道德上的陳詞濫調，卻沒有能夠改善國家的道德狀況，以產生一個稍為廉潔、稍為美好的政府。他們應該看到，如果道德教化還有一點點用處，那麼中國今天就應該是一個聖人與天使的樂園了。我懷疑，人們，特別是那些官貝們，之所以津津樂道於什麼道德改革，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談論不會有害於任何人。其實，很可能所有道德衛士們的良心都有問題。我發現像張宗昌將軍這樣一些試圖恢復孔教並提高別人道德水準的人通常都娶了5至15個老婆。他們在勾引年輕女子方面也很有些手腕。我們講“樂善好施是美德”，他們也隨聲附和：“不錯，仁慈是件好事。”誰都沒有受害。另一方面，我卻從未聽到我們的官員們講法治政府，因為人民會回答說，“好的，我們將控告你，把你送進監獄。”所以，如果我們能早一天停止談論什麼道德，早一天討論如何實行嚴格的法治，我們就會早一天迫使這些官員正視這些問題，阻止他們裝模作樣地在外國租界內研讀什麼儒家的經典。
簡而言之，我們可以說，在韓非子時代以及我們當今的時代，有兩種對立的政治觀點：儒家的仁政以及法家的法治而不是人治。儒家思想假定每個統治者都是仁人君子，從而把他當作紳士對待；法家則假定每個統治者都是無賴、騙子或竊賊，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