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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可能是罪惡，然而對家庭總是美德。因為所有的中國人基本上都是不錯的“好”人，所以正如辜鴻銘所說，在漢語語法中，最常見的動詞變化形式是“敲詐”的幾種形式：“我敲詐，你敲詐，他敲詐，我們敲詐，你們敲詐，他們敲詐”①這是一個規範變化動詞，沒有任何特殊變化。
『①英文為：I squeeze，you squeeze，he squeeze，we squeeze，you soueeze，They squeeze。』
所以，儘管看起來很奇怪，然而，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孕育了中國的個人主義。家庭內部的協作導致了帶有某種利他主義色彩的普遍盜竊癖。盜竊癖可以與個人極端誠實的品德並行不悖，甚至與慈善心腸並行不悖。這一點就是在西方也並不奇怪。那些社會支柱們，在中國，他們是在日報上拋頭露面最多的人，他們經常很慷慨地捐贈1萬美元給大學或醫院。其實，這些人不過是將從人民身上掠奪來的錢財再退回給人民罷了。在這一點上，東西方是那樣驚奇地一致。區別只是在西方，他們總是害迫被揭露，然而在東方，這些事情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哈定②政權的極端腐敗，最後導致了一位官員被送上法庭。儘管這對那位官員很不公正，然而看起來，人們還是認為貪汙受賄是不公正的事。
『②哈定（Warren G。 Harding，1865～1923），第29屆美國總統，1921～1923。』
在中國，雖然一個人可以因偷竊一個錢包而被捕，但他不會因為盜竊國家資財而被抓起來。甚至北平故宮博物院的無價國寶遭到有關的官員的偷竊，事情敗露後，罪犯也沒有受到懲罰。因為我們對政治腐敗有一種“需要”，於是從邏輯上就必然會產生一種“仁政”理論（見本章第九節）。孔子要我們接受仁人之治，我們也確實把他們當作仁人君子，他們可以不做預算，不報告支出情況，做事不需要人民的立法許可，犯罪之後不需要進監獄。結果是他們的道德天賦與他們的職位之便太不相稱，所以，他們中的許多人就不免幹些雞鳴狗盜的勾當。
中國人民主的可愛之處在於，以這種手段巧取豪奪的錢財總是又滲漏回到人民手中，不是透過向大學捐款，就是去資助那些依靠他或者侍奉他的人，包括他家的僕人。那位“敲詐”他的僕人只不過是在幫助他把錢還給人民。僕人這樣做感到問心無愧。僕人背後也有一大堆家庭問題，與主人的家庭問題雖然範圍不同，性質卻無二致。
除了已經談過的裙帶關係和社會腐敗之外，家庭制度還造成了其他一些社會問題。這也許可以總結為缺乏社會紀律的家庭制度使所有社會組織形式都歸於失敗，比如它透過裙帶關係使國家的行政機構失去功能。它使“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倒也不壞，壞就壞在人們把自己家的垃圾倒在了鄰居的門前。
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國人的所謂謙恭有禮。這一點常被誤解。中國人的謙恭有禮並不是愛默生①的定義，所謂“做事情令人愉悅的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你在和誰打交道。他是你家的人，還是你家的朋友？中國人對家庭及朋友圈子以外的人那種禮貌態度正與英國人對其殖民地內其他種族的人的態度一樣。一位英國人對我說：“我們有一個優點，就是我們對自己人並不傲慢。”這對英國人來說，似乎也足夠了，因為他們“自己”就與社會等同了。中國人對朋友，對熟人並沒有什麼無禮舉動，然而對既非朋友又非熟人的人則不然。中國人作為一個社會存在，對自己的鄰居採取明顯的敵對態度，不管是和自己同乘一輛電車的乘客，還是和自己一起排隊買戲票的人。
『①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國哲學家，散大家，詩人。』
一次，在內地的某個汽車站，天下著雨，我看到有一位乘客經過一番拼搶之後，找到了一個座位，可這座位卻是司機的。車站的官員清他讓開，他執意不肯。他要是有一點“社會意識”，也會感覺到如果沒有司機，車裡的人誰也回不了家。然而他連這一點社會意識的火星兒都沒有。但是，我們如果進一步想，難道應該責怪他嗎？為什麼那麼多乘客只有一輛汽車？地方軍事長官把其他的車輛都徵用做軍事運輸去了。那位地方長官的社會意識哪裡去了呢？在這種系統失靈的情況下，人們被迫進行拼搶，大家都滯留在離家30英里以外的路上，天下著雨，人人都想盡快回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那位佔據了司機位置的人自動放棄座位，結果會是怎樣？這種情況很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