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國與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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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所有這一切，並會談論美國總統強迫它吐出其“勝利”果實的“不公平”。對日本民族來說，即使在1940年，這也是一個多麼值得深思的問題啊！

民眾對他們領袖的無知得付出多大代價！有時候，僅僅是訊息靈通一點，就是一項偉大的品質！在7月“蘆溝橋事變”的前幾個星期，全面戰爭開始之前，一天我看到一份從東京發出的登在《紐約時代週刊》上的一篇真正悲哀的報道。這篇簡短的報道說，日本的一些軍國主義者向他們的政府保證，蔣介石的抵抗之談只不過是一種“虛張聲勢”，而中國的團結也仍然是騙人的把戲，經不起日本的攻擊。但在同一天，一位剛從中國回國不久的外交官則警告那些領導，說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國家，事變的惡化將意味著毀滅性的大戰。正如我在1937年11月戰爭開始後不久寫的（發表於《亞洲雜誌》）那樣，“用中國話來說，日本是‘騎虎難下’，既下不來，又不知如何繼續走下去，焦慮萬分。但它又不得不繼續‘騎下去’。日本實際上陷入了一場毀滅性的戰爭，與此同時也巴望著一場輕而易舉的勝利。當它在考慮蔣介石關於抵抗的談話時，錯誤地估計為‘虛張聲勢’。其次，它錯誤地估計了中國團結的力量。第三，它還錯誤地認為，向中國的婦女和兒童發起大規模的進攻，就會嚇倒中國人，而不是使中國的抵抗力量更加強大。因此，如果日本的發言人下次聲稱只有他們才瞭解中國人，而西方人則不行，我們只要指出這個事實就可以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我告誡道“我不得不假設一場持續多年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交戰雙方都將出現徹底的精疲力竭”，以及“我們面前是一場要打一兩年的戰爭，唯一肯定的事，是兩個民族都將毀滅”。日本軍隊具有勇氣和進取心的美德，但也有不可原諒的缺點，他們對中國可悲地無知。孔子曰：“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很明顯，孔子作為一個君子，將會從心底裡憎惡今天的日本軍隊。孔夫子的反日態度由他的信徒子貢的進一步陳述確定下來：“惡檄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論語》陽貨篇第十七）

在另一篇文章中（1938年7月30日《紐約時代雜誌》），我曾經寫道：“中國戰鬥到底的決心將促成一個僵局，我相信這是唯一確定的結果……在這場戰爭的末了，中國將遭到破壞，而日本則會虛弱得變成二流強國。當日本接受了來自第三者顧面子的調停而被迫停止侵略的時候，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將被用來參加完成國家民族恢復的艱鉅任務。這場戰爭的影響，在以後的幾十年都能感覺到。”

中國未來的道路

人類的一切生活無不蒙上自己過去的陰影，並把現在的陰影投給未來。正如莎士比亞所說，一個人所做壞事的影響比他的生命還要長久。這場戰爭的幽靈，將徘徊在東方的大地上，在今後幾十年內都會給中國和日本投下陰影。

這場戰爭最終會給中日雙方帶來不少大傷腦筋的問題。有一點是肯定的，在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日本將有許多麻煩需要解決——國際貿易中斷之後的麻煩、國際信譽的喪失、財政的枯竭、通貨膨脹、工業軍事化造成的失調、賣不出去的債券、消費開支的上漲，以及戰爭所造就的大批野蠻和慘絕人寰的歸國士兵。日本將會在各方面都受到它自己的軍國主義者們瘋狂冒險所造成的後果的懲罰。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將覆滅，中國也不可能強求日本支付戰爭賠款以補償它給這個和平安寧的鄰國所造成的災難，如此而已。日本停止入侵，就已構成了它自己的失敗和中國的勝利。但是因為日本海軍仍舊未受攻擊，中國現在也沒有得到外援，以建立起強大的空軍從而與日本繼續打下去，戰爭的結果也就只能如此了。

日本精疲力竭或者幾乎精疲力竭之時，太平洋力量的干涉是肯定的，這是由自私的經濟利益所決定的，事實上僅僅依靠經濟和外交上的壓力，各民主勢力就能夠使破產的日本接受和平，或者進一步，只需給俄國熊一個訊號，讓它撲向日本，並與之配合默契，大功也就合成了。然而由於這樣做並不符合資本主義列強的本性，所以極不可能，除非俄國熊自己決定去進攻日本。可能的情況是“太平洋力量”將稍稍提高自己的嗓門，而日本外交官將把自己的聲音降得柔和一些。與此同時，美國的公眾現在既然已經不再擔心和搖搖欲墜的日本作戰了，並且不再認為日本佔領中國和俄國之時會與美國交戰，他們已從這種荒唐的恐懼中解脫出來，於是美國政府將仍然踏著忸忸怩怩的步伐與“太平洋力量”保持“同步行動”，不偏不倚地來加強東方的和平了。儘管英美的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