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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今天的種族繁榮與健康的原因。中國生活模式的創造者們在文明與原始的生活習慣之中，維持一個不偏不倚的水平。他們幹得如此漂亮，不是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嗎？他們選擇了農村文明，忌恨機械發明，喜愛簡樸的生活，他們發明了各種舒適的生活方式又不被這些方式所束縛。他們在詩歌、繪畫、文學中一代又一代地宣傳“返樸歸真”。是他們健全的本能指導他們這麼做的嗎？
接近自然就意味著身體與精神上的康健。退化的只是城市人，並非農村人，所以城市中的學者與富庶人家總是有一種渴望自然的感覺。一些著名學者的家書家訓總是充滿了這方面的內容，揭示了中國文明的重要一點。這是使中國文明得以長期延續的既微妙又深刻的方面。我從鄭板橋異常珍貴的家書中，隨便選了一封給他胞弟的信。板橋家書應該被看作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家書：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慄，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幾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旁，見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中，為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煙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恆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拿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為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這就是中國文學中的典型感情。鄭板橋的這種田園理想是建立在他對貧苦的農民充滿博愛精神的詩一般的感情之上的，接近於道家精髓。正如曾國藩的田園理想是建立在渴望維繫家族制度的感情之上，與儒家種族觀念息息相通，二者相輔相成。因為田園理想使家庭成為一個單位，是社會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也使鄉村成為一個單位，是整個政治文化制度的組成部分。
我們會饒有興致地看到，曾國藩這位了不起的將軍和當朝宰相，在給他兒子及侄子的信中，不斷告誡他們不要養成奢侈的習慣，建議他們種菜，養豬，給農田施肥。他明確告訴孩子要勤儉持家，這樣家族的繁榮才能持續下去。
如果簡樸可以使家庭延續和完善，那麼簡樸也可以使一個國家延續和完善。對曾國藩來講，以下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大抵士宦之家，子弟習於奢侈，繁榮只能延及一二世；經商貿易之家，勤勉儉約，則能延及三四世；而務農讀書之家，淳厚謹飭，則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則延澤可及八至十世。”
於是，我們就很容易理解曾國藩為什麼認為“養魚、餵豬、種菜、種竹”為“家政四要”。他說，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繼承我們祖先的傳統，另一方面可以讓人在牆外就看到我家的生氣。進院之後又能看到一片繁榮景象。即使多花點錢，僱幾個人幫忙，這個錢也是值得花的。從這四件事上，可以看到一個家庭是在上升還是在敗落。
從顏之推（531～591年）、范仲淹（989～1052年）、朱熹（1130～1200年）的家訓，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執著的勤奮儉樸的家庭理想。這種理想也是被認為是民族最合理的道德遺產。家族制度已經多多少少交織在田園生活的模式之中，二者無法分離開來。“淳樸”這個詞對希臘人是至關重要的，對中國人也是如此。似乎人們既知道文明的好處，也知道文明的危險。人類知道享受人生的樂趣，但同時也清楚這種樂趣只是曇花一現的東西。他們害怕上帝的忌妒，所以寧可享受簡單一些卻能持久的樂趣。根據中國人的觀點，享受生活中太多的幸福，就是“折福”，即減少自己生活中的福分。於是，“人當趨福避禍，兩加審慎！”“人當取清淡之福”，正如明末一位學者所云。這一點，中國人從內心表示贊同。因為人類幸福是如此靠不住，返樸歸真是最切實的保證。事實必定如此，中國人從本能上就知道這一點。他們要求家族延續，從而也使民族得以延續。
年輕的種族
於是我們可以說，中國人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