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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潛在敵人與我們發生重大爭執。，我們對在敵人入侵前夕獲得的情報作出錯誤的判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咎於上述一廂情願的想法。就在北朝鮮人民軍大規模越過邊界的前六天，中央情報局的一個戰地情報機構曾報告，發現三八線以北“敵部隊在廣泛凋動”，同時還發現：“三八線北側的全體居民轉移至距該線兩公里外的地區，元山至鐵原鐵路的民運業務己經停止，該線僅用作軍用物品的運輸專線，武裝部隊正向邊界地區運動，大枇軍械和彈藥正運往邊界地區”。怎麼人們看到了這份報告居然還沒有想到敵人的進攻，實在令人費解。
可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東京盟軍總部的情報部門沒有從這份情報中得出任何結論，而是按例行方式，在沒有標明急件的情況下便將其轉呈給了華盛頓。總部後來企圖推卸對這種近乎典型的作戰準備活動未能加以說明的全部責任，並堅持說，他們曾向華盛頓“轉呈過全部事實材料”。
但是，這井不能開脫他們的如下錯誤做法，即北朝鮮軍隊一22一發動突襲的前六天，總部曾向華盛頓、呈送過一份解釋性的報告，報告指出，“顯然，蘇聯顧問們認為，現在利用政治手段（著重號系作者所加）制服南朝鮮政府比較適宜，特別……是鑑於北朝鮮在南朝鮮進行的游擊戰遇到了嚴重的挫折。”
所以，總部的責任是無法開脫的。我從為，問題狠明顯，總部象我們在國內外的許許多多美國人一樣受到一種信念的影響，即認為，所有這些動向和零星入侵事件，只不過是對方向我們展開心理上的＇冷戰＇時所，採取的一種狠正常的做法。這種“冷戰”不僅在朝鮮，而且在我們認為重要得多的其他地區也在進行著。除此之外，東京還有一種不信任亞洲諜報人員的傾向，認為南朝鮮人有一種特別的毛病，，還未看到狼就驚呼“狼來了！”還有一個實際情況，即北朝鮮軍隊的這種調動一九四七年也曾發現過。當時，三八線與後方地區全副武裝的北朝鮮部隊之間已開始進行一年一度的換防。我認為，真正不可原諒的錯誤，，是未能恰如其分地估計北朝鮮人民軍所具有的強大的戰鬥力。這一錯誤使我們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價。戰爭爆發時，總部對於阻止侵略者所需兵力的估計數，幾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們簡直從未正確估計過敵人的實力。
正當南北朝鮮之間的緊張局勢明顯加劇時，我們開始從朝鮮撤出最後一批戰鬥部隊。有人硬說我們是遵照聯合國大會的決議這樣做的。可是，要求撤走一切外國軍隊的決議是美國自己起草並提出的。美國是在不顧聯合國臨時委員會和李承晚警告的情況下起草並提出這一決議的。他們的警告是。朝鮮正瀕於“殘酷內戰”的邊緣。當時，我們的國策已定，決心擺脫這種煩人的軍事義務。因此。當最後一83一一批美國部隊即將乘船回國時，我們對沿邊界發生的武裝衝突有意置之不理。我們正視當時實際局勢的唯一做法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做出了一項決定，即完成六萬五千人保安部隊（南朝鮮當局很快將決議中的這個詞改換成了“軍隊”一詞）的裝備任務，並向四千人的海岸警衛隊提供緝查海上走私、防止海盜和敵人海上滲透所必需的船隻。這支軍隊的＇裝甲部隊＇＇是由少數偵察車輛和一些半履帶車輛組成的這支軍從的步乒師中有四個師每師僅編有兩個步兵團而不是通常的三個團。整個陸軍只有九十一門105毫米榴彈炮（按美國陸軍的編制，師屬炮兵應有四百三十門火炮，並可得到非師屬炮兵同類口徑和更大口徑火炮的支緩）。
我們自己在南朝鮮的部隊最初削減到只有一個團戰鬥隊，最後則只留下一個大約由五百名官兵組成的軍事顧問團（其縮稱即人們所熟知的KMAG，讀作“凱馬格”）。由威廉。羅伯茨准將指揮。該團負責向南朝鮮營以上單位派遣軍事顧問。這就是北朝鮮人為發動入侵而進行最後階段的炮擊和轟炸時我們留在朝鮮的全部人馬。一九四九年六月，沿三八線發生一系列小規模襲擊事件之後，北朝鮮軍隊侵入大韓民國領土甕津半島。幾乎在同一時刻，最後一批美軍戰術部隊卻正在撤離南朝鮮。直到七月份，邊界才恢復到原先的態勢。就在同一月，三八線以南的開城遭到北朝鮮步兵和炮乒的攻擊。後來在八月份，甕津半島再度遭受入侵，經過激戰，北朝鮮人終於被趕了回去。一九五○年五月，開城再次遭到北朝鮮炮火的猛烈襲擊。此時，我們自己卻正在飛快地撤離南朝鮮。
不過，決不應當認為我們的軍事當局乃至政府當局都一24一一致要求從朝鮮撤軍，或者對那個不幸國家的事務只願看光明的一面。早在一九四八年，陸軍參謀長奧馬爾。布萊
